[續寒門將子之謎上一小節]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術。他除了嚴肅認真地向學生授課外，在課余時間還教學生練武術，而且，他還很注意對學生道德情的培養。他經常給學生進述嶽飛、文天祥、鄭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浒》的故事；教學生吟誦《滿江紅》、《正氣歌》等充滿愛主義的詩篇。在任賢書的影響下，孝生不僅將《漢書》、《說嶽全傳》、《三演義》、《浒傳》等書看了又看，還能將書中重大戰役、主要故事情節講述出來，他尤其贊賞劫富濟貧的梁山好漢、欽佩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雙全的嶽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這一切對他的心靈和思想無不産生影響。

　　1904年，年僅十二歲的劉伯承，立志報效家，參加了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劉文炳自早年參加縣試受挫後，早已抛棄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念頭，但爲了陪同兒子應試，他還是違心地報了名。第一輪考試結束後，父子二人雙雙中榜。不料卻又被人檢舉了上輩人做過吹鼓手的身世，結果，父子兩人被雙雙逐出考場，這使年幼的劉伯承心靈受到極大的傷害，他不解地問父：

　　“爸爸，什麼是‘優人之後’？爲什麼‘優人之後’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滿腔悲憤地告訴他：“還不是你爺爺年輕的時候家裏窮，雖然有打鐵的手藝，但仍填不飽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爺爺就留心學會了吹唢呐，逢上別人家有紅白喜事，都來請他當吹鼓手。從此，你爺爺就成了‘優人’，我們就成了‘優人之後’。”

　　父接著說：“但若論起家世來，我們還是‘皇族之後’呢！咱家譜上說，漢高祖時代，劉家有兄弟三人：劉元、劉仲和劉季，劉季就是漢高祖劉邦。我們家就是劉仲的後代，高祖得了天下後，封劉仲爲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動父說：“我們既是皇族之後，那我們找考官說理去”。

　　父歎氣道：“咱家這一支後來破落了，咱家沒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錢來，誰替咱說話呀！”

　　孝生憤憤地說：“這個科考的辦法太不合理了，難道窮人就永遠窮下去不成，我就要爭這口氣。”

　　經過這次事件後，劉文炳積郁加勞累，終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從此，養活全家的重擔便落在了劉伯承這個家庭長子的肩上。貧困的生活，沈重的家務使他無法繼續讀書，他退學了。

　　回鄉之後，他白天種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糞，晚上回家織席、舂米，這使他更多地接觸了社會，尤其是下層的勞動人民，懂得了社會這部“大辭典”裏不僅有正義、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滿著醜惡、黑暗、殘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早就對清政府不滿的劉伯承摒棄“好鐵不打釘、好郎不當兵”的陳腐觀念，說服母和家人，毅然從戎。此後，這個“優人與皇族”兼而一的繼承者並沒有因“優人”成爲一個平庸的人，也沒有因“皇族”成爲封建社會的衛道士，而在幾十年之後，成了一顆閃爍在中上空的帥星。

　　劉伯承的青少年時代，雖然是在貧困和被人歧視的環境下度過的，但他聰穎、勤奮、對事物分析獨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師和朋友們對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現倍加贊賞，稱他爲“同輩人的楷模”，甚至驚歎“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劉伯承的第一位啓蒙老師任賢書在對劉伯承進行了六年的啓蒙教育後，深感自己已力不從心，他曾對劉伯承的父說：“這個孩子學習刻苦，記憶力強，不僅能背誦正文，連注釋也能背誦，將來肯定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並建議劉文炳送劉伯承去縣城書院或名師門下深造，但當時開縣幾所書院和名師塾館收費都很昂貴，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談論談論而已。

　　恰值此時，開縣地主階級開明人士劉華英在家鄉燈草壩創辦了一所名爲“漢西書院”的中西學堂，劉華英所在的劉氏宗族是西漢王朝皇室後裔，他創辦“漢西書院”的目的，是爲了培養本家的十幾位少爺，希望他們效法祖宗有所作爲，但他也接納少許成績特別優秀的貧苦學生，並免費供給膳食、書本和文具紙張。

　　劉文炳與劉華英雖貧富懸殊，又不同宗支，但在開縣劉姓續譜連宗時相互認識，所以，劉文炳父子連夜翻山越嶺趕到劉華英家裏求學，劉華英對劉文炳送子深造的行爲很是感動，當即表示願意接納劉伯承。劉伯承在漢西書院開始接觸算術、地理等自然學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鮮，因此，他更加勤奮地獵取文化科學知識，成績也遠遠超過那些富家子弟。對此，劉華英贊歎不已地說：“明昭這個娃娃，家貧志宏，勤學善思，大有造化，無愧炎漢子孫，實乃吾族中之姣姣者！”並常常教育他的子侄們：“明昭年少志誠，對學業锲而不舍，頑強剛毅、堪爲汝輩楷模，宜效法之”。

　　劉伯承求知慾強烈，並且富有思想。在開縣高等小學堂就讀時，他結識了一批留學歸來的進步老師，如傅讓三、朱璜等。這些進步老師經常向學生宣傳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思想，把同盟會員吳玉章、鄒容等人創辦的《鵑聲》、《革命軍》等雜志借給學生看，從而使他們知道了許多聞所未聞的事，了解了革命形勢，懂得了過去不懂的道理。

　　在當時的高等小學堂裏，各種勢力和政治思想並存，有思想激進的進步人士，也有沈迷于“皇權至上”的封建衛道士。1907年，開縣爆發了紅燈教起義，貧苦百姓揚眉吐氣，恨不能把平日作惡多端的漢、洋人斬盡殺絕。高等小學堂一位姓邵的教師，自恃會武功、懂軍事，想借用紅燈教徒們的鮮血爲自己染紅一枚頂子，便毛遂自薦，充當侯知縣的保镖，一同前往鎮壓紅燈教。但紅燈教將士英勇頑強，一舉擊潰團練、並將邵師爺亂刀砍死。

　　不久，紅燈教被殘酷鎮壓，一批批紅燈教徒和無辜的百姓被壓向刑場，他們的屬——白發蒼蒼的父母、懷抱嬰兒的妻子或去牢中探望父兄、子侄，或去刑場收斂丈夫、兒子的屍，一時間血流成河，悲聲震天。目睹這一切的劉伯承悲憤不已，他無比崇敬紅燈教徒的愛熱忱和英勇犧牲精神，痛恨封建官府慘絕人寰的暴行。對那個教師的死，他感到由衷的高興。在侯知縣爲邵師爺大辦葬禮的祭奠儀式上，劉伯承和他的同窗摯友鄒靛澄、謝南誠一起借祭奠郡師爺之名，用二元錢買了一張草紙，寫了一幅挽聯抗議封建官府的暴行。

　　劉伯承寫的挽聯

　　上聯是：戰馬長嘶浦裏河畔湘楚壯士八面威風

　　下聯是：昏鴉悲啼鳳凰山麓洞庭孤魂四季寂寞

　　橫批：嗚呼哀哉

　　這樣一幅挽聯，在絹、紡、綢、緞等各溢美之詞的挽聯、祭幛中顯得格外醒目而奇特，吸引了許多前來祭奠和看熱鬧的人，有的點頭贊許，有的驚訝不已，許多人都盤桓細看，反複詠味，久久不肯離去。侯知縣看了，總覺得心裏很不是滋味，但橫豎挑不出毛病，只好氣往肚裏咽。

　　1908年，夔府中學堂招生，因家境貧困打算放棄繼續讀書的劉伯承在幾位老師和好友的勸說下才參加了考試。他的各科都考得很好，但不久公開張出的新生錄取榜上卻沒有他的名字。全校師生都非常詫異，傅讓三等幾位老師去問校長：

　　“劉明昭是高等小學堂的高材生，怎麼冷落榜呢？”

　　校長也不知緣故，只好去問學署教谕：“劉明昭品學兼優、爲何不錄取？”

　　這一問才得知，原來是侯知縣一直對挽幛之事懷恨在心，以出身卑賤、思想偏頗、言行不軌、恐有新之嫌的名義拒絕錄取劉伯承。事情傳出，劉華英先生、傅讓三等知名人士和教師十分憤慨，紛紛找侯知縣評理，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侯知縣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補取了劉伯承。

　　1911年，劉伯承從戎，他參加過護法討袁之戰，十多年來苦苦在軍閥混戰中搏殺，努力想找一條救救民的道路。

　　1923年10月，他在“討賊之役”中部受傷。在成都治傷期間結識了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吳玉章，並通過吳玉章認識了革命志士楊闇公，與吳、楊的相識使劉伯承的人生道路發生了轉折。

　　劉伯承與楊闇公一見如故，並很快成了知己。楊闇公對劉伯承在軍事、時局以及道路選擇方向的見解極佩服，而且評價很高。他在日記中寫道：“伯承機警過人，並且很勤學，頭腦也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內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感情來，但我決意與渠長久交好，因他堪當益友之列，並可同行于一個道路，十年來的友人，有才識而抱大志者，不過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在論軍事和時局問題時，他贊歎說：“伯承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軍中尤其罕見。返川許久，閱人不可謂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924年，楊闇公與吳玉章組織了中青年共産，當他們征求劉伯承參加時，劉伯承說：“見旗幟就拜倒，覺得太不對了，因我對于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擬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

　　楊闇公說：“這是何等真切、何等真誠喲！比起那些因情而動、隨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此後擬設法使其人從本方向走，若能達到目的，又多一臂助。”他甚至贊賞說：

　　“他真是天才，頗有見解，使此人得志，何憂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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