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個性及婚姻家庭之謎上一小節]馬倥偬，今日陝甘甯，明日冀中，晉西北，轉戰于黃河兩岸，出沒在敵前敵後，然後就是跨越秦嶺巴山，進軍大西南。兩人少有短暫的相聚，多是長久的離別。

　　1944年9月，陝北延安連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爲賀龍生下一個男孩。毛澤東當即給賀龍打去電話說：“賀龍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懷有身孕時，賀龍的老搭檔關向應即爲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當時，關向應與薛明商量說：“如果是個男孩，應該找一個我們大家都喜歡的名字給孩子。大家都喜歡嶽飛，所以孩子的名字應該同嶽飛的名字有聯系。賀龍的字是鵬舉，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嶽飛的名和字中各取一個，就叫‘鵬飛’好了。”不久，關向應病逝，賀龍十分難過。爲了有紀念意義，賀龍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賀鵬飛”。

　　1945年日本投降，民搶奪勝利果實，賀龍率部隊進軍豐鎮、集甯，車過延安的柳樹店的家裏時，保姆抱著賀鵬飛在路邊迎候，賀龍在卡車上伸出手來和賀鵬飛握握手，只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

　　全解放後，特別是賀龍一家來到北京後，和家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總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再加上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更少了。對此，賀龍心裏始終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賀龍受到迫害。周總理爲了保護賀龍，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賀龍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區。兩人總算朝夕相了，然而卻是在那樣的境遇之中。

　　這年夏天，林彪一夥背看毛主席，繞過周總理，把黑手伸到了賀龍夫妻的住，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不久，七十一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幫”集團對賀龍進行了凶殘的迫害。他們以源困難爲由，連續四十五天幾乎斷絕了的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飲。薛明臉不洗，口不漱，忍著難耐的幹渴，爲的是讓賀龍有口喝。

　　一次，賀龍爲了接雨，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拿來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了洗服的肥皂爲他灌腸，肥皂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燒壞了。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裏，薛明爲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地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裏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賀龍與薛明就是這樣在患難中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時四分，賀龍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總理矚托，寫下了《向和人民彙報》，將賀龍遭受迫害時的生活情形公諸于衆……

　　賀龍與蹇先任生下的女兒賀捷生，解放後不久考上了“北大”曆史系，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裏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間，因受牽連，被剝奪公民權利，下放勞動改造，這期間，她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被審查達五年之久。在這期間，先是前任丈夫棄她而去，接著父慘死，繼而十二歲的女兒上吊自殺。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後，她才暫時解，回到北京，在中曆史博物館工作。

　　1975年4月，賀捷生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尋找賀龍遺骸，補行喪禮，訃告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賀龍的骨灰安置儀式將秘密進行，“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治喪、不報導、不宣傳”。賀捷先十分氣憤，再次上書毛主席，並請鄧穎超同志轉交給周總理。周總理在醫院得知真情，當即自給毛主席寫信，並附上賀捷生的信。過了兩天，事情有了著落，周恩來打電話給賀捷生，表示自己將抱病前往參加賀龍的骨灰安葬儀式並自致詞。

　　賀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爲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後又陸續複出的元老們關系密切。那時，她爲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盡了各種辦法。她雖然不會抽煙，但隨身總帶著一包煙和一個打火機，爲的是在緊要關頭及時燒毀材料。

　　現在她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同時，爲圓昔日文學夢，在業余時間寫起書來，創作了一些頗受歡迎的文學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暢想曲》、《擊斃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侖》和《人民文學》上發表。不久，由她執筆編寫的電影劇本《殘月》，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並獲得很大成功。

　　1978年，鄧穎超自爲賀捷生舉行婚禮。新郎叫李振軍，當時任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軍區政委，是一名儒將，在戎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戰，而且能吟詩作對。

　　1988年，賀捷生被授予大校軍銜。

　　薛明與賀龍結婚後，共生有兩女一子。女兒分別叫賀曉明，賀黎明，兒子就是賀鵬飛。賀曉明曾在北京市旅遊局外事辦工作，後加入富利公司。賀黎明“文革”之後畢業于北京外貿學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實業公司事務部當秘書。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難，與廖承志之子廖平結爲夫妻。

　　賀鵬飛小學時就讀于北京育才小學。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畢業，學業一般，據說育成績相當好。有趣的是，賀龍當時任家委主任，不知二者有無關系。賀龍希望鵬飛進清華大學讀書，但他還達不到清華大學的錄取線，而象這樣的高幹子弟本可以保送進大學，然而賀龍嚴于律己，沒有這樣做。這一來，賀鵬飛竟連續兩年沒有考上大學，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補習直到一九*四年才考入清華大學。

　　文革初期，賀鵬飛成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與幾個高幹子女左右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運動，據說他們當時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後來，隨著賀龍夫婦相繼被打倒，他本人也從“紅五類”變成了“狗崽子”。

　　賀龍被打成“反革命”後，當時的中央文革發通輯令捉拿賀鵬飛。賀鵬飛和賀曉明把賀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後，兄連夜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在一條往返于津滬的貨船上當苦力糊口爲生。當時賀鵬飛大學尚未畢業，周恩來經過多方打聽查找到他們兄的下落並擔保不再逮捕他們，賀鵬飛和賀曉明這才回到學校繼續學習。

　　1967年10月，賀鵬飛患了重病，無法就醫，當時尚未被打倒的陳毅仗義執言，才把他送進了醫院，但一場大病還沒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頭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以“企圖外逃”把賀鵬飛、賀黎明兄及其他一些高幹子弟送進少年管教所審訊了半年。

　　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隊落戶”，賀鵬飛則進了一家工廠當工人。

　　文革後，賀鵬飛因學的是機械專業，所以進了北京市機械進出口公司。工作期間，與當時在該公司任資料員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女兒馮露結婚。

　　賀龍平反後，賀鵬飛于1979年前後參軍，並于1980年在清華大學及防科技大學研修軍事工程誘導戰術。八四年初升任爲總參謀部通訊部副部長，同年七月任總參謀部裝備部所屬“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年底升爲裝備部副部長，次年升爲裝備部正職。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爲最年輕的少將，屬于正兵團級軍官，主管全軍軍事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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