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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人生15年

中國人物紀實作品

  

——宦海沈浮之迷

  在戎馬倥偬的戰爭年代,他是位“橫刀立馬”的大將軍,然而,在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中,他卻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罷官,後又遭批鬥,直至被迫害而死。這一切,究竟是命運的安排?還是人爲的不幸?

  

2.1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guo第一批開guo元帥中,彭德懷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暫的:只做了九年多的guo防部長,雖然後來曾被毛澤東派去三線工作,但並沒有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實際上也沒工作幾年;他也是第一個受到批判和迫害的:1959年即被罷官,並一直chu于被批判、攻擊和迫害之中。爲什麼一個在戰爭年代異常活躍、戰功累累的大將軍,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卻如此不得志呢?難道真如民間所說的“彭德懷是個馬上將軍,只會馬上打仗、不會椅子上做官”那樣嗎?這一疑問促使我們有必要對彭德懷的政治生活作一番考察。而要考察彭德懷的政治生涯,無論如何也得從決定他後半生命運的廬山會議以及他在其間上奏毛澤東的那封信開始。

  廬山會議之前的1958年,在中guo革命建設史上、是一個非常的年月。當時,在六億神州勁吹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強風。以全民辦shui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以及神話般的農業高産衛星爲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爲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極短時間內席卷神州大地。同時,由于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共産風等也隨之刮起。各種現在看來令人不可思議、瞠目乍she的人間奇迹出現了:河南小麥畝産了衛星從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shui稻衛星放到畝産數萬斤。日産生鐵,河南魯山1000噸,禹縣4000噸,廣西鹿寨20萬噸,廣東87萬噸。徐shui縣三個月苦戰,基本上消滅了shui旱兩災。河南半年實現shui利北。有的地方40天實現綠化……總之,一切大躍進,比學趕幫超,“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這種浮誇風和躍進風在極短時間內便暴露出它們帶來的巨大災難xing後果,guo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爲了糾正這些“左”的做法,以便繼續鼓勵,繼續躍進,1959年7月2日,中guo共産dang召開了著名的廬山會議。

  在1958年初剛提出“大躍進”的口號時,彭德懷是有懷疑的,當時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躍進”而是“大生産”。直到後來參加了幾次會議,聽了毛澤東關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幾次講話以及與會者的發言和討論後,他才接受了“大躍進”的提法。但對各地所放出的高産衛星仍有所懷疑,對當時的“左”的現象也有所憂慮。

  帶著這些懷疑和憂慮,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曾去西北進行了實地考察。在甘肅敦煌縣,他qin眼看到棉田到chu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裏成堆的白菜亂堆了一地。在被宣傳得天花亂墜的公社食堂裏,他qin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饅頭、而是面糊煮土豆。在蘭州,省委負責人告訴他當年糧食特大豐收,人均可達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鴻公社,他卻目睹了一個農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條褲子的淒慘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鉛似的沈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來到湖南進行考察。在家鄉烏石,他也qin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當地爲了搞居民點,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連煮飯的鍋都砸了。在刮共産風最嚴重的平江縣參觀工農業生産展覽館時,他發現了一個秘密:將1957年的糧食高産量公布爲1958年的産量,而將1958年的低産變爲1957年的。也是在這裏,一位紅軍時期殘傷的老戰士暗中送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後來被廣爲傳播的民歌:“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爲人民鼓嚨呼!”看到這張紙條,彭德懷的眼睛發chao了,他心裏不能不沈重地感覺到:這是人民群衆無可奈何的沈痛呼聲!

  實地調查的結果,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出訪匈牙利時,匈牙利guo防部長雷維斯對他所說的一段話:“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訓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衆的不滿情緒外,主要是由于肅反的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如今,發生在我guo的這些盲目冒進現象,會不會也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呢?彭德懷的心又一次更加沈重起來。

  正是出于以上調查和擔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那封後來決定了他後半生命運的信。他沒想到,這封信的影響會如此之大,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樹立了一道裏程碑。

  信的主要內容有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後半部分主要是“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會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見之于報刊,確使dang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産階級的狂熱xing,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dang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彭德懷爲什麼要寫這封信?他在《彭德懷自述》中說道:

  “我對當時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tui走路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因此,他當時一再強調,這封信是提供給主席看的。

  彭德懷的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層lang”。廬山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糾“左”的,由于這封信一度而爲批“右”,整個會議的議題一下子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就連當時參加會議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書信,爲何竟會産生如此大的威力呢?這又不得不從毛澤東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況談起。

  應該承認,在中guo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毛澤東不愧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毛澤東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guo的實際相結合,打敗了強大的內外敵人,建立了新中guo。這一功績是應該永久地載入史冊的。然而,新中guo成立之後,特別是到了晚期,毛澤東的xing格則是撲朔迷離,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對主觀主義,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慾求迅速擺tuo貧窮落後的“挨打局面”,超英趕美,同蘇聯並駕齊驅,于是終于陷入了自己從來對之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無視中guo生産力還很低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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