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輾轉求學之謎上一小節]，矗立著雄偉的山。近岸的山巒上，布滿紅葉，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蒼松翠竹中間，兩岸美景使他們心曠神怡。然而，聶榮臻的心中喜憂參半。一方面對未來生活充滿著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憂慮留在江津的同學，他們未能出走，反動當局不會輕易放過他們，因而生死未蔔。加上這次出走，歸期未定，對父母和人，也難免有留戀和惜別之情，此情此景，彙集在心頭，也沈甸甸的。

　　穿過三峽，江面漸趨寬闊，輪船在平靜的江面上緩緩行駛。輪船停靠在宜昌之後，初出四川的聶榮臻外對面的世界感到新鮮，就上岸遊覽宜昌市容，不知不覺地走進了英租界，被紅頭阿三喝住盤問。結果是乘興而去，掃興而歸。回到船上，他氣惱之余，感慨萬千。一個中人，在自己的土上活動，居然要受外人管轄，真是豈有此理。這件事更加激發了聶榮臻的愛之心。

　　船到上海後，聶榮臻對中這個半殖民地社會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見所聞，要觸目驚心得多。那時的上海，被稱爲“十裏洋場”、“冒險家的樂園”，外灘附近，有數不盡的賭場、舞廳、夜總會和鴉片煙館，外佬和有錢人在這裏尋歡作樂，花天酒地，爲所慾爲。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數貧苦人和乞丐流落街頭，在死亡線上掙紮。聶榮臻爲家被糟踏成這個樣子感到痛心，更加堅定了出求學的信念。

　　12月7日，聶榮臻參加了中寰球學生會爲赴法學生舉行的歡送會。寰球學生會是中學生出求學的促進組織，對每期赴法學生，他們都組織歡送。這次歡送會由寰球學生會總幹事朱少屏擔任主席，並致了歡送詞。曾經到外留過學的周緝庵學士作了演講，湖南學生江澤楷致了答詞，會後還合影留念。這次歡送，對聶榮臻和即將出的學生都是一個鼓舞。

　　12月9日上午，聶榮臻花一百銀元買了一張由上海到馬賽港的船票，乘法“司芬克司號”（即“鳳凰號”）郵輪從上海楊樹浦碼頭啓程，開始了遠涉重洋的旅程。

　　輪船從上海啓程不久，有些學生就開始暈船了，吐得厲害，吃不下東西，後來在海上又遇到風，船顛得很凶，暈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達香港九龍碼頭時，幾個暈船實在厲害的學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後來到西貢，又有幾個不能堅持的學生想取陸路回。奇怪的是，聶榮臻始終沒有暈船，每到吃飯時間，他按時到餐廳吃飯，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時，聶榮臻見華僑們在新年臨近時在門上貼上“皇恩春浩蕩，文字日光華”來表達一種思鄉愛之情，在異看到這番景象，使聶榮臻感受到了一種共鳴和欣慰。

　　旅途中最驚險的場面，是過地中海。在那裏，郵輪遇上了大風暴，兩天兩夜，“司芬克司號”一直在巨中蕩來蕩去，一會兒被抛上尖，一會兒又跌進谷，海呼嘯著從甲板上掠過，乘客只能蹲在船艙裏，每個人都背上了救生圈。這時，又聽手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地中海布下的雷，還未徹底清除，人們精神上的壓力更大了。萬幸的是，風暴終于過去了，也沒有遇上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號”抵達馬賽港，在海上整整行駛了35天。

　　來到法以後，聶榮臻先是被分配進蒙塔爾紀中學，後來又轉到法北方厄爾——盧瓦省的省會德洛，進德洛中學補習法文。在法中學裏補習法文，雖然課程比內留法預備學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人和法學生群裏，環境的逼迫，學起來要快得多。積蓄快用完的時候，聶榮臻就趕快找工廠做工，等手頭有錢，又進學校，這樣反反複複，成爲勤工儉學生活的特點。

　　在法，聶榮臻不僅經曆了求學和做工的艱苦，在思想上，也在進一步探索著家和個人的出路問題。1921年10月，聶榮臻來到比利時，進了費用比較低廉的沙洛瓦勞動大學。此時的他，思想上正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他越來越不能平靜地坐在課堂裏專心致志地學習了。他開始感到，出勤工儉學時所抱的那種“實業救”的願望實在是不現實的。中的經濟命脈和工業系統幾乎都被帝主義及其走狗控製著，加上內民族資産階段十分軟弱，要發展民族工業，不改變軍閥統治的政權，只能是一種幻想。聶榮臻翻來複去地想：中是這樣一個現實，你的科學技術學得再好，即便是成爲工程師，回以後又有什麼用？聶榮臻的思想充滿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覺得一切都和原來的設想不一樣。正在這時，他接觸馬列主義的機會也又多起來，當時，共産主義運動在法和比利時的影響很大，此外，他還能經常看到內辦的一些革命報刊，如《向導》周報，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聶榮臻的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勞動大學學習的劉伯堅和熊味耕兩人介紹，聶榮臻加入了旅歐中少年共産，爲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趙世炎、劉伯堅介紹，他又參加了中共産。入以後，聶榮臻放棄了在沙洛瓦勞動大學的學習，于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從此以後，他和周恩來等同志一起辦雜志，在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宣傳馬克思列甯主義，同形形反馬克思主義思進行鬥爭，還在旅歐華人中積極從事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在旅歐團的組織中，聶榮臻先後擔任過兩個職務：旅歐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團的訓練部副主任。從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聶榮臻在法和比利時勤工儉學四年零九個月，這是他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時期。

　　1924年9月22日，聶榮臻取道莫斯科，准備適應內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急需大批幹部的要求，輾轉歸。10月，聶榮臻進入東方大學學習。東大的課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等。1925年2月，根據共産際的通知，聶榮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蘇聯紅軍學校中班學習。當時，共産際，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共産的有識之士，開始看到：在中革命中，我們必須掌握武裝的重要，提出不僅要爲中革命培養一般工作幹部，還要注意培養軍事鬥爭幹部。同時，在內，孫中山先生接受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在黃埔辦起了軍官學校，需要一批懂軍事的同志去幫助辦好這所學校。聶榮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抽調學習軍事的。這個中班對外保密，與東大沒有什麼聯系，已納入紅軍編製系統，同紅軍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別優厚，這實際上是一個爲中培養高級軍事人才的訓練班。曆史就這樣帶著某種偏愛似地選擇了聶榮臻，這是他由一個普通農家子弟成長爲共和元帥道路上的重大契機之一。

　　當年第一批進紅軍學校學習的，除了聶榮臻以外，還有葉挺、熊雄、範易、顔昌頤等二三十個人，這批人幾乎都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聶帥是最後辭世的一個。

　　軍事學校設在莫斯科城裏，很注意保密，要求嚴格，訓練緊張，經常在野外進行軍事演習，學習戰術、技術，有時也打靶，白天晚上還輪流站崗放哨。學校教官全部是從紅軍各單位抽調出來的，幾乎都是相當于將軍級別的紅軍高級指揮官，他們有內戰時期的實戰經驗，講得內容很實際，深入淺出，加上理論學習與實際訓練互相穿，近半年的學習，使聶榮臻在軍事理論方面獲益匪淺。這一段學習爲他今後的將帥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1925年8月，聶榮臻和王一飛、葉挺、熊雄、範易、李林等同志一起離開莫斯科，先乘火車到海參崴，然後坐輪船從海參崴到上海。由于這批人是學軍事的共産人，蘇聯方面特別強調保密，到海參崴以後，他們住在蘇聯遠東海軍司令的家裏，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時，大家都化裝成學生的模樣。不過，盡管他們在船上謹小慎微，還是被日本特務發覺了，當船到長崎暫停時，當地報紙就登出消息，說有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中學生最近回。聶榮臻和大家都非常緊張，紛紛准備好了口供，准備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險時好應付。那時的上海，正是張作霖奉系軍閥統治著，他忙于“窩裏鬥”，無暇顧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這批學生通過海關時，只是被查驗了護照，簡單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這的確是一場虛驚。

　　到上海以後，他們首先見了陳獨秀。陳獨秀當時是中央的總書記兼組織部長，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見他手裏拿了一張紙，是已經定好的分配名單。他首先宣布了各個人的分配去向，以後簡單地問了一下每個人的情況，表示歡迎回，接著就講了一通內革命形勢和任務。大意是，你們回來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強黃埔軍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強馮玉祥西北軍裏的工作。分配結果，聶榮臻、葉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範易等到北方；王一飛、顔昌頤被留在中央做軍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聶榮臻到黃埔任政治部秘書，協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領導政治部的組織和宣傳兩個科的工作。當時，政治部負責安排學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課在學生課程中占相當大的比重，聶榮臻就兼任政治教官，還被任命爲《軍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編輯主任。黃埔是一個出軍事人才的地方，日後許多人成了共兩的高級將領，他們從同窗學友成爲敵對戰場上長期厮殺的對手。聶榮臻正是從黃埔軍校的講臺上投身中革命的激流，從而成爲我我軍的一位文武兼備的高級將領的。這其中有機遇，也有聶榮臻本人的非凡組織領導才能和軍事指揮藝術在發揮作用。“三分機遇，七分才幹”，聶帥運籌帷幄、身經百戰，在機遇的背後又活動著怎樣的大智大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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