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爲他設想了三個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長,三是繼續主管防工業和部隊裝備。出人意料的是聶帥果斷地選擇了前者,因爲他始終未敢忘記他出
留學時深埋在心底的一個夢想……
聶榮臻堪稱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
家和軍隊的卓越領導人,治軍建
,勞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備。
他的非凡業績自不待細說。建之初,他任代總參謀長,真是出則爲將,入則爲相,由于聶帥身
在十大元帥中是比較差的一個,加上勞累過度,昏倒在辦公室裏。直到1953年,在毛澤東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養治療。1956年,聶榮臻身
狀態況好轉,鄧小平代表
中央征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中央設想了三個方案:一是分管科學技術工作,二是當北京市長,三是繼續主管
防工業和部隊裝備。聶帥果斷地選擇了前者。一個大半生戎馬倥偬、馳騁疆場的元帥,放棄主管
防和部隊裝備這一輕車熟路式的職位不幹,偏偏選擇了麻煩太多、困難重重又幾近于白手起家的行當來管,這其中的緣由何在呢?這個謎的謎底似乎很簡單。
家和軍隊建立起來了,但是聶榮臻的一個夙願未了,他要用後半生的精力來完成他出
留學前曾經深埋在心中的一個夢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熱愛科學技術,希望以此來改變我
的貧窮落後面貌,是我青年時期的夙願。經過革命戰爭,人民掌握了全
政權,正是實現這種夙願的好時機。我決心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我
的科學事業。”從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同聶帥幾十年戎馬生涯相比,時間短一些,然而這是在和平環境中打的一場不流血的戰鬥,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緊張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曉呢?
青年時代目睹舊中貧窮落後、慘遭淩辱的情景,在聶榮臻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興新中
科技事業的雄心壯志。然而,壯志歸壯志,當時科學研究事業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
科學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內,共計四十個左右,研究人員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成立了中
科學院,但只有研究機構二十二個,研究人員二百多人。按那時常說的四億五千萬人口算,全
科研機構、科研人員與總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人口中有一個科研機構,每七十萬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員。而且,從學科和門類來說,空白和缺門太多了。舊中
留下來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憐,只有一些農業、地質、生物、社會科學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這樣,有些還是愛
科學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努力興辦起來的。房屋、設備、儀器以及資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難獨立地開展研究工作。至于
民經濟和
際需要的重要學科和現代化的一些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說完全是空白。毛澤東說我們是一張白紙,用這句話形容舊中
的科技狀況,是非常形象和貼切的。一窮二白,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
留下的全部科學“遺産”,要發展科學事業就只有這麼一個起點。
然而,建初期,當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且百廢待興的時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
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紛紛進入了所謂“原子時代”和“噴氣時代”,抗美援朝戰爭再次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落後了就難免受人欺負。而且當時還面臨著一場新的侵略戰爭的威脅,而這場戰爭將是鋼鐵與技術的較量。前進,並且要趕上和超過我們的對手,這是中
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則就將永遠受人擺布和欺負。時間就是生命,聶榮臻正是懷著這樣一種緊迫感來開始著手抓這項工作的。
在我們這樣一個科學技術十分落後的家中,要向科學進軍,趕上世界先進
平,絕不是一聲號召就能解決問題的,它涉及到許許多多複雜的組織領導工作,而當時最重要的是製定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研究規劃。周恩來明確指示:
“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來,把我
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
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
平。”本著這樣一個指導精神,中央由周恩來
自抓此項工作,
務院成立了十人領導小組,經過充分討論,確定按任務帶學科作爲這次規劃的基本原則。當時,聶榮臻作爲主管軍工和軍隊裝備的領導人,參與了規劃的製定和領導工作,並直接領導了武器裝備方面的規劃製定工作。
當時集中了六百多名內各方面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住在北京專門對各部門的規劃初稿進行審查綜合和彙編,前後搞了四五個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談論的都是怎樣使
家強盛起來。一個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爲指導方針的科技藍圖就這樣誕生了。聶榮臻強調:製定科學規劃,既要高瞻遠矚,又要腳踏實地,
理好任務與學科、尖端與基礎、重點與一般、理論與實踐、仿製與獨創等方面的關系。
在這些不尋常的日子裏,聶榮臻日夜勞、嘔心瀝血,製定落實科學規劃,組建科研機構和科技隊伍,建設試驗基地和科技院校,組織協作攻關,主持研製以導彈、原子彈爲主要標志的尖端武器,爲我
尖端武器的發展和航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的事例和業績不勝枚舉。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這位被譽爲中
“兩彈之父”的元帥,爲什麼偏偏對導彈、原子彈“情有獨鍾”,他獲得“兩彈之父”的美稱,難道僅僅因爲他主持研究有功嗎?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新中開始真正在一種和平安甯的環境中從事科學文化建設。然而聶帥心頭常感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我們遠遠落後于當時的美
,這是一個揮之不去的
影和隱患。
聶帥常想,我們家很大,經濟基礎薄弱,不可能靠購買武器來支撐
防,更重要的是,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
也就越強,別人即使給我們一些東西,也只能是
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盡可能吸取
外先進成果,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製的道路,即堅持自力更生爲主、爭取外援爲輔。當時,聶榮臻對一些搞
防科研的同志說:“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爲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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