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明代進步思想家——顧憲成上一小節]物，扶持正論，爲
家培養人才，這和自己重人才、重輿論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講學上來，顧憲成一生最輝煌的事業就此展開。
由于顧憲成在學界政界都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慕名來請教他的人很多。顧憲成不顧病
，不管其貧富貴賤，一視同仁，熱情歡迎接待。後來，他看到前來泾裏的人很多，小小的泾裏鎮上，連祠宇、客棧和自己周圍鄰居家都住滿了客人，還容納不下，就與長兄
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邊造了幾十間書舍供來人居住，顧憲成的夫人朱氏給學生們燒飯做菜，使學生來了就像回到家裏一樣。泾溪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夜則燭火輝輝，一派日以繼夜奮發攻讀的景象。即使許多已有功名、才學亦高的學者也爭相前來求教。
顧憲成在居家講學的同時，還經常到蘇州、常州、宜興等地去講學，經常與蘇州、松江、常熟、太倉、嘉興、宜興等吳中學者聚會于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討學術。在講學活動中，顧憲成迫切感到必須具備一個固定的講學場所，從而將分散的講學活動變成一個有協調組織的統一活動，從而對吳地乃至整個社會産生良好的影響和作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經顧憲成和吳地學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終于批准在無錫城東門內的東林書院遺址重建興複東林書院。重建工程開始于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兩銀子。作爲首倡發起人之一的顧憲成捐銀最多，又去策動吳地官員和缙紳捐資助修，出了大力。顧憲成又
自爲書院講會審訂了宗旨及具會約儀式，這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製定了《東林會約》，顧憲成首任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的講學活動成爲他一生事業的輝煌時期。
東林講學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適應時代、社會和學人的共同需要興舉起來的。它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除了嚴寒盛暑外，定期會講。這就將原來士紳的分散遊學形式變爲集中固定的有組織的講學活動。而且書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區、不論長少、不收學費，只要願意，均可參加，還提供食宿方便。講授方式十分靈活，有時采用演講方式，講了一段時間後，就穿
朗誦一段詩詞以活躍氣氛、開發靈，主講者還隨時回答提問。有時采用集討論方式，溝通思想、交流心得。
東林講學博采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長、不執門戶之見，講學內容也較爲廣泛、豐富、適用，主要以儒家經史著述爲主，但也兼及並包括一些必要適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具實際的應用與管理方面的知識在內，還與評論政事得失、鄉井是非連在一起，還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一起，要求學生身力行。由于東林講會開創了一種嶄新的講學風氣，引起了朝野的普遍關注。一些學者從全各地趕來赴會，學人雲集，每年一次的大會有時多至千人，不大的書院竟成了當時內人文荟萃的重要會區和江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爲一個輿論中心，這裏的人們便逐漸由一個學術團形成爲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爲“東林
”。那時所謂的“”，不同于今天的政，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東林與朝廷中的腐朽勢力展開了殊死的鬥爭，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則以其卓越的思想氣度成爲東林的精神領袖。
顧憲成思想的最大特點是重視社會政治，關心世道人心，充滿了以天下爲己任的救世精神。這種救世精神本是儒學祖師孔子、孟子的傳統，但在漢以後封建專製統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數沈溺爲科舉功名之士和從事考據、詞章之士背離了這種精神，只是把它當作升官發財、豬取名利的手段，即使連標榜義理之學的儒生，也多半只是
離社會實際地空談玄理。顧憲成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學術觀點，從現實和封建家利益出發，認爲沈溺功名或空談心都是有害的，因爲這兩種學術思
都將導致人們對現實社會和具學問的漠不關心。他認爲如今的政治形勢已危機四伏，如同把幹柴放到烈火之上那麼危險，因此顧憲成強調研究學問的出發點必須是爲了社會家民生所用，他認爲如果眼光短淺，營營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學問很深、修養很好也不足挂齒，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爲民，身
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氣節，敢于和惡勢力鬥爭。在東林書院的講堂裏，就挂上了顧憲成在青年時代寫的那付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把讀書、講學同關心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同時，顧憲成也以一庶民身份積極參與事務和評論朝政，將注意鄉井民情和關心事落實到實際行動上。萬曆三十二年，以販糧謀點微利的趙煥在江
長泾（今江長泾）爲稅棍俞愚、金陽暗下設計，被活活打死，並將屍沈入附近河內。他的兒子趙希賢多次爲父訟冤，由于鄉宮相互包庇，一直得不到申雪。顧憲成爲此一面寫信信巡撫江南的地方官周懷魯，請他代呈災情，上達朝廷，以便量情及時給予救濟。顧憲成又寫信給漕運巡撫李三才，向他反映災區情況，懇請他盡力通融接濟災民。顧憲成對朝局的敗壞十分關心，但他鼓勵東林這員不管時局千難萬難，一定要堅守職責，直言敢谏，精誠謀，“即使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天下有一分不可爲，亦不可犯手”。意思是說，只要天下還有一線希望，就要堅決地幹不去，切不可知難而退，歸居林下，使一邦宵小
全面控製朝政，同樣，只要有一絲一毫不該做的，也絕不參與手，絕不能同流合汙，使政局更爲糟糕。
政局反複 不改初衷
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聚衆講學，因言行舉止，竭誠坦蕩，贏得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員的欽佩，而顧憲成的許多學生也已走入官場，這樣就形成了一
較大的政治勢力。許多東林官員紛紛上疏推薦重新起用顧憲成。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顧憲成被正式任命爲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爲了實現自己的救世理想，便奉旨動身前往南京赴任，由
路放舟至丹陽附近，不料因頭痛毛病複發，無法堅持，只得作罷，棄官折回，繼續從事講學議政。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複，廷臣之間因東林官員李三才能否入閣發生了激烈的爭。掌京畿道禦史徐兆奎攻擊朝廷內有許多官員與削職爲民的顧憲成勾結一起，結成“東林”。這樣東林書院公開卷入政治漩渦，許多士人懼怕因與東林書院有瓜葛而罹禍，因而對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産生戒畏之心並抱回避態度。但顧憲成認爲東林講學不能因心有人攻讦，不能因爲政局變化，就改變講學議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東林大會也要按原定計劃進行。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規定的京察之年，即對朝廷官員進行考察調整。主持此事的東林官員葉向高等希望積極設法解除以往紛爭，秉公辦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煥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別的官員聯合起來栽贓陷害，把目標集中在東林官員身上，全部意圖就是想將朝中正人搞倒，由他們來控製內閣大權。徐兆奎更是將朝廷紛爭的全部責任推到東林官員頭上，說家吏治、人品、學術都因顧憲成的東林講學而弄得敗壞不可收拾，汙蔑東林借講學之名，行結營私之實，將功名利祿與學術氣世統統混爲一談，弄得吏治人心大敗。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後，對東林官員的提議不予采納。這次京察，東林官員的努力沒有實現。相反，一幫因禍得福，都紛紛擠到各要津重地，不遺余力地捏造借口打擊排擠朝中正人。從此，家政治更加枯稿。被指控爲“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的顧憲成境艱危，東林書院的景況也開始走下陂路，與會人員銳減，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蒼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來聽講，講事也逐漸凋零。
次年，一生憂憂民的顧憲成走完了他62歲的人生曆程。留下的著作有《小心齋劄記》、《還經錄》、《證篇》、《東林會約》、《東林商語》、《南嶽商語》、《仁文商語》、《虞山商語》、《經正堂商語》、《明道商語》、《質疑篇》、《桑梓錄》、《朱子二大辨序》等。
顧憲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學與服務社會緊密結合，中年以後把講學與議政活動結合起來，開辟了知識分子議政的風氣。他的高風亮節和愛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勵著後人關心事，熱忱報。
《明代進步思想家——顧憲成》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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