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無産階級文學的第一個偉大代表”是馬克西姆·高爾基，即“痛苦的馬克西姆”。中
新時期文壇上重要的女作家谌容，看來也該姓高爾卡雅。即使不讀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簡曆，只要看看她那被中醫稱作“腎虛”或“氣滯血淤”的黑眼圈，和她兩指夾著的香煙，你就會隱約感到她身心可能遭受過的痛苦。在她這種年齡的知識女
中抽煙的不多，凡抽煙的大多有些坎坷的經曆，從事著沈重的精神勞動，也都頗有些女丈夫氣。
大器晚成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漢口出生後剛滿九個月，就被中曆史上的“七七”事變卷進了動蕩的生活。在從武漢到成都，到重慶鄉下，到北平，又返回重慶的顛沛流離中，她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她成名後多次對采訪者說過“我沒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給自己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陸文婷們或惠蓮們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達她自己對“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當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從未去過的巫山。所以她讓《永遠是春天》裏的男主人公李夢而用川菜爲女兒山妮餞行。但她的很多作品裏回旋著的是純正的京腔京韻，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覺出拖長的川腔裏風趣幽默的成分，她把這口音給了研究外文學的沈志業，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說《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學習會上嚴肅地扮演一個令人捧腹的角
，達到她對“文革遺風”調侃的目的。看來，
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這個川
子改變得頗有些忘本了。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轉折點是重慶解放後的1951年。當時這個梳著兩條小辮于的大眼睛初中學生“立志
離家庭，參加工作”。她要擺的那個家庭，曾給她起過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個家庭還有一個畢業于中大學法律系、當過民
法官的父
。中斷學業，自食其力，不知她當時是否感到過痛苦，但這樣的政治抉擇對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來說是夠嚴峻、夠沈重的。她先後考取了部隊文工團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書籍之間更鍾情于後者，于是這個出版社門市部的小小營業員，便常常背著書沿著嘉陵江走向工廠礦山去賣書，從此同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至過了三十年她成名後，人們得以借“從賣書到寫書”之題大作文章。也許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報社讀者來信組工作，白天分發來稿來信、夜裏記錄廣播新聞之余拼命讀書的谌容，並不曾有過當作家的自我設計，但她自修了俄語和全部高中課程，廣泛涉獵了解放區文學和蘇聯文學，于1954年考上了當時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即後來的北京俄語學院、北京外語學院，今日的北京外語大學），成爲新中第一批調幹大學生，實際是爲日後登上文學殿堂奠定了基礎。起初她似乎很順利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讀書，入團，結婚（丈夫是《人民日報》的範榮康），1957年畢業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先當音樂編輯後任俄文翻譯，家庭、事業美滿，真像“幸福的生活萬年長”的樣子。
然而，命運之神或說是義乙女神卻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紀的女作家中沒有谌容。他們讓神經官能症之類的多種疾病把她擊倒在打字機旁，在1962年逐（精簡）出中央機關，而北京市的中學也不敢接納一次次暈倒在講臺上的病號，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勞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獨，“閑”的慘痛，成爲她人生舞臺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爲了尋找精神寄托，她讀書，集郵，習畫，聽戲，
持家務，這一切都豐富了日後她寫作的小說的細節，卻沒能使她的靈魂得到解。雖然拿著“勞保”在家中做賢妻良母的，無論是六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雖然在《真真假假》裏谌容寫過“烹調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橋梁”；雖然她多次讓自己筆下的陸文婷們、阿璋們抒發對丈夫、兒女和家庭的歉疚、負債的感情，但作爲一個有知識、有理想的新中女看來，“烹調蒸煮、縫紉洗滌”“只是家庭的需要，並不是社會所需要的。我畢竟還是一個對社會沒有用
的人！”在谌容式的詞典裏，安于對社會沒用即是“沈淪”。看來“自擾”的未必都是庸人。中知識分子傳統價值觀念中社會責任感或使命感或義務感這些“自尋煩腦”、“自討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強化得執拗而狂熱，她心無甯日，苦苦求索，終于在各種嘗試中豁然開朗：“病
不能堅持八小時上班，有一小時的健康還不能寫點什麼？”于是她走上了文學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們進行文學創作的動因是多種多樣的。憤怒出詩人，病痛也可以出詩人。谌容視文學爲生命，倒不是以文學謀稻粱，而是謀生存的高質量，高品位，尋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態。她稱文學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擇”，殊不知，這一抉擇給她帶來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這大概就是“人生識字痛苦始”吧。
當然，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味到的文學創作的艱辛。雖然她八十年代寫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場，但還寫了散文《病中》爲證，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編完一本自選集後竟感到從來沒有過的累，累得連寫一篇不足千字的雜文的力氣都沒有。作爲新中培養的大學生，無疑會本能地認定文學要爲工農兵服務。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寫舞會劇院中的生活，更“不屑爲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爲自己在小學生時代有所接觸的農民服務。于是她自討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兩個兒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丟在城裏，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費來到呂梁山下汾陽縣內一個叫萬年青生産隊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農民的純樸真誠，使她的身心如魚得
般地得到調治撫慰和愉悅。可惜好景不長，“四清運動”的聲打破了鄉間小路的甯靜，作爲家幹部，谌容被動員參加四清工作隊的工作。出于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她不願幹傷害他們的事情。左右爲難的結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兩年後，在她創作的三個多幕話劇中《萬年青》和《今兒選隊長》被宣告失敗，《焦裕祿在蘭考》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選中，她已經同劇組一起去蘭考驗過生活時，一場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風暴席卷了中大地上的每一個角落。排練停止，百業俱廢，人人爭當那“95％”又人人被打成過“5％”，改造別人又被別人改造，被別人傷害又傷害別人，誰也沒能躲過那長達十年的混戰。幸而谌容是“編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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