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均益
（上）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首席主持均益熒屏外的幕後新聞令人稱奇：在采訪中央首長時被警衛像老鷹抓小
似地扔出幾米遠；爲取一張珍貴照片，他深更半夜翻牆入院，驚得外交官夫人以爲盜賊；在美
亞特蘭大市唐人街，均益被警察誤铐，險些喪命……
結緣新聞
我與《東方時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種緣分。應該說，沒有《東方時空》，也就沒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夠有機會和《東方時空》結緣，一定程度上講，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將從蘭州大學外語系畢業。母
希望我這個小兒子能夠留在她的身邊。爲此，她背著我偷偷地找到外語系的領導，說明了家裏的困難，要求他們分配的時候能盡量把我安排在蘭州。系領導後來果然找我談話，說他們考慮讓我留校，在蘭州大學當教師。
正巧，那一年，家教委在畢業生分配上實行了一些改革舉措，其中最重要的是畢業生按照大學四年平均成績擇優分配，成績好的可以優先選擇去向，不再嚴格執行“哪裏來哪裏去”的原則。我四年的平均成績在我們班名列前茅。于是，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找到了系領導。我告訴他們，我不願意在學校當老師，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闖一闖。
其實，我當時的真實想法要比這個複雜一些。我們家素有“書香門第”、“教師之家”的稱謂。從我爺爺開始，我的伯父、我的父、我的三個叔叔和一個姑姑，甚至連我哥哥和
都是老師。而正是由于這種知識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曆次運動中飽經風霜。當時，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心態往往會導致逆來順受，不敢面對社會現實。說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負。我強烈地希望從我開始改變這種狀況。
我的這種論調終于說服了父母。他們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離開蘭州的想法。
靠著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績，我得到了優先挑選單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額中，有農牧漁業部、全總工會、中銀行、廣電部、政法大學、民航總局、《中日報》和新華社。
在衆多的單位名稱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華社”這三個字上。“就是它。”我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
老實說，當時我對新華社是個什麼樣的單位並不了解，我也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新聞理論。當記者是個什麼滋味我只能靠電影裏的描寫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這樣的選擇多少是靠了一點直覺。我直覺，當記者肯定會是一個比較刺激的職業。天南地北，獨來獨往，也一定很
漫。我還憑直覺感到，記者這種職業肯定充滿了變數，總是那麼新鮮，總是那麼無拘無束，一定很自由。這些都比較符合我的
格。
上大學期間，我就曾因“獨來獨往”和“無拘無束”而屢次受到批評，我們班級的政治輔導員也因此給了我一個“雅號”———“自由戰士”。
當我指著“新華社”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出“就是它”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我是在選擇著命運。14年後的今天，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那時我已經爲自己選擇了一條可能永遠也沒有盡興的漫漫征途———新聞事業。
應該說，在新華社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我的那些關于記者的“直覺”就像一個又一個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個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甯夏回族自治區實習之後，我被安排到了新華社際新聞部中東非洲編輯室。經過了一段因剛參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暫興奮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我最不習慣的坐班。每天早晨8點上班，打，拖地，擦桌子（我經常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些），然後就是
理稿件，然後就是看報，喝，聊天，直到下午5點多下班。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我所在的編輯室負責理在中東非洲地區的幾十位分社記者的稿件。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分社記者通過電傳發到北京總社的稿件編輯、潤
、補充後再正式登發（叫做“發稿”），供全各報紙、電視臺、電臺使用。
記得剛開始接觸稿件的時候，我非常地認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編輯完畢再看，整個一個“大花臉”。由于大量地改動，記者發來的原稿已經面目全非了。于是，我只好重新再抄一遍。
准備“下海”
有一天，我發現我們編輯室的一位老編輯在理稿件時做法很怪。只見他拿到稿件後並不急著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動，而是在個別地方作一點修改，然後再拿出一張空白的稿紙，分成幾段在上面寫了起來。寫好以後，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記者原稿剪成一條一條的，然後再把那張稿紙剪成一條一條的。這時，他用膠把這些小紙條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後再填好編輯單，連同這剪貼而成的“稿件”交給了發稿人。
從那以後，我也學會了這種“剪貼式”編輯手法。
當時際部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叫做“選報組”。這個組有一個24小時不停運轉的“報房”。那裏有許多臺電傳機，分別接受外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衆際社）的新聞稿和新華社駐世界各地記者發回北京總社的稿件。這裏是新華社的一個重要崗位。按照際部的慣例，每來一批大學畢業生，都要安排他們到這個重要的崗位工作一段時間。我也不例外。
選報組的工作勞動量很大。這不僅
現在每天分揀的稿件數量上，而且，在這個組實行的是四班倒，分爲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24小時不間斷。7天一輪的大夜班下來，身非常難受。久而久之，生物鍾也發生了變化。晚上睡不著，白天卻總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問我：“你怎麼那麼能熬夜？”我就回答說，這是在新華社練出來的。
選報組不僅鍛煉了我的熬夜本領，而且，我就是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裏，真正接觸了新聞，知道了新聞是怎麼回事，也會到了好消息應該怎麼寫，從而對新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電傳機上撕下來的一條條新聞稿件成了我的最好教材，特別是四大通訊社的稿件。他們的稿件讀起來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會告訴你。
一年後，我從選報組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這時候，就像一個士兵一樣，我開始渴望能夠上“前線”，到第一線去當一名記者。
新華社際部實行的是采編合一的製度。際部的業務人員只有出去分社或者駐外記者站才能當記者。在內，我們都是編輯。從1984年進入新華社後，快5年過去了，眼看著我身邊的同事一個又一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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