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南央
（上）
（作者父
李銳，中共高級幹部，中共內部著名開明民主派。曾擔任中共領導人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秘書.）
不記得是什麼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母。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確切
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所有寫母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無不是歌頌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作爲此文的題目，是因爲我的母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的多。盡管父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裏，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是否能這麼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獲，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1993年，父來美
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革命"(chinainrevolution)的第二集。聽說父即將訪美，約了采訪他。父到美後，爲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製片
准，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
，但是沒敢吱聲，因爲不知父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範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範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
聽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産
員”。事後找人了解，才知道範元甄早就是員了。"
母和父同時出現在一部曆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幾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範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後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爲女兒。她到延安後，周恩來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一直珍藏著。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聽說小範(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小範)也在這裏，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醜女，只有李銳和範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兒。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的老幹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于憲政的演講比賽，我代表馬列學院扮演民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産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後，大家笑傳了很久。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著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範同志你先走。"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擡頭，是主席微笑著看著她紡線。可見，當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1939年，母十八歲與父在重慶八路軍辦事
結婚。那天，父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後來告訴我，史良曾爲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後，母曾反複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後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婚後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後還責問爲什麼把小範調走。
好在知道我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麼。能進馬列學院，是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爲"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曆確實讓她認爲具有與衆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在該研究室的際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母隨父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懷孕的孩子出生後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後，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麼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機部的第四局。機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著積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兒跟學會了遊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家開始興建大型營企業，共産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56年還是57年，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幹班學習。畢業後，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廠-對外稱青雲儀器廠，對內代號232廠，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爲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廠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79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工廠裏有從232廠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說我極有風度，特別能幹。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後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
退休後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並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
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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