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英國式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上一小節]的關于埃波拉疾病的過程的知識大部分得自喬夫和我在波登當工作時進行猴子實驗所得的結果。

　　我們決定從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樣品；無論如何，應當進行一次血液試驗。當我們檢驗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時，發現它含有四級埃波拉病毒。這相當于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個病毒粒子。病毒的數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必須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潛伏期。這意味著五天的鏡中自我觀察，看是否出現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斷地吞咽，看喉嚨是否疼痛發炎；五天中一直懷疑太陽穴的一次遲鈍的跳動是否意味著頭痛的開始。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狀。然而，我更多地是憤怒甚于害怕。喬夫和我都不認爲我真的感染了。盡管如此，卻難以原諒我的大意。我怎麼也不該讓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時，我也知道這並非全是我的過錯。問題主要在于實驗室本身的設計。實驗室主要是爲了檢測可能對生物戰爭有用的空降葯劑而建造的，我們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這一種東西裏，你滿臉大汗，呼吸困難。更槽的是，它使你無法說話。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訴他，“注意，我要給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針，請你務必把手拿開。”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沈重，以至一天戴下來，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爲什麼喬1979年在蘇丹工作時不用面具。從化妝的角度看，面具對臉也是一個災難，因爲皮膚要經常同一個不透氣的密封墊磨擦，並且，由于有兩個眼罩，你完全看不見周圍的事物，除非你轉過身子，否則你只能憑感覺來發現身旁和身後的事物，比如一個手裏拿著一支受感染的針頭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這副面具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護。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連接的密封口。這樣皮膚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過笨重，不適用于對動物和樣本作細致的作。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般的黃洗滌用手套而已，至于對身的其余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進入實驗室前，你必須把服光然後穿上實際就像是劇場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爲他們以爲假設只有男人在實驗室工作，因此所有這種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個尺碼。這些工作服統統必須適合厄尼·鮑恩的身材。我必須把它圍著腰部裹上兩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時服要從身上滑下來。但是，因爲尺寸不合身而滑下服，是我最不屑于關心的事。

　　這一切最後歸結爲一點，即整個系統從建立時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沒有發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員具有高，平的技能。要是沒有喬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機理的強烈願望的話，我不敢肯定我能經受住這一切。

　　倒計時開始了。不管我對事件的客觀估計如何，我仍注視著日子，注視著我自己。每天，我從溫布爾頓的家驅車七十英裏由m3號汽車道來到波登當。我有充分時間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開始長出皮疹了，或是原來就有的汙點？是因爲幹躁的緣故所以喉嚨有點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麼病？是否需要多幾個小時的睡眠？腦後的刺痛莫非就是頭痛的開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必須小心地分清真正發生的事情和驅之不去的恐慌在我頭腦裏造成的幻覺。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須在家裏完成的任務。我估計著，我覺得我會沒事的。在此整個期間，喬夫保持著一貫高興的態度。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們一如既往地同猴子們一起工作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後下定決心要馬上人睡。我仍然感覺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幾小時以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著。第二天清晨，我從上起來走進浴室，我猶豫了一會兒，然後開燈照鏡子。什麼事也沒有。沒有皮疹，也沒有頭疼或發燒，也沒有喉嚨疼。我離危險了。

　　但我仍然感到憤怒，不再針對我自己，而是針對波登當的整個系，是它把每一個工作人員置于危險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後期，我有機會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製中心”工作了三個月之後，才意識到波登當的條件是何等悲慘。當我看到一個有套間的實驗室是什麼樣子，它的保護設施那麼好，在那裏工作是何等舒適時，我對我所經受過的一切更加感到震驚。因此，1984年，當我從“疾病控製中心”回來後，我要求見波登當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學家，態度十分生硬。他沒有同第4級病毒打交道的經曆，也不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他對我所說的不感興趣。我還是告訴了他：他的系不安全。

　　他臉鐵青，我怎麼敢頂撞他呢？他從未見過如此“不禮貌”的人。

　　這位主任對我的談話反應十分無禮。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員在我們進行病毒工作的整個期間從未進入過實驗室內部。對于我們究竟在于什麼一無所知，一點也不關心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從未見他們戴過覆蓋整個面部的呼吸器。他接著說我向專家挑戰是不“恰當”的，即使這些專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戰期間進行的。他還說，美人在管理實驗室方面沒有什麼足以教導英人的。後來，他的一位“專家”訪問“疾病控製中心”時還告訴喬說我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

　　“好極了，”喬答道。“這種人是能把事情辦成的人。如能夠的話，我願意把她留在我這裏。”

　　即使在我同喬夫一起進行的實驗結束以後，我仍繼續爲建造一所合適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帶有套間設備）而努力。戴維·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熱病毒研究，轉到貝爾法斯特皇後大學（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學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倫敦北部科林代爾（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希望它將能滿足我們的部分要求，並在適當時期將有空間和財力來建造一座帶套間的實驗室。但是我對這兩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實驗室按照一排小間的形式來安排，是一種“雙層殼”系。實驗室牆壁構成一層不透氣的外殼，而內殼則包括一個相互連接的小間的密閉系，它類似“疾病控製中心”早就如釋重負地放棄了的那種系。在這種實驗室裏，需要將雙手入一系列小洞口內的手套裏進行工作。雖然這種布置將我們從必須使用覆蓋整個臉部的呼吸器的狀態中解出來，我們仍然必須戴手套。這種手套又大又笨，實際上使我們無法進行任何科學工作。花了那麼多經費和進行了那麼複雜的工程，科林代爾的新實驗室結果不過是一系列非常昂貴的，連接在一起的大櫃子。它沒有運作就過時了。負責設計的人們少有在第4級病毒設施中工作過的經驗，他們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險，同時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難以取得成就。

　　因爲科林代爾是我在英所能期望的最佳去，于是我提出辭職于1985年到那裏去工作。我勸說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買了一臺伽瑪射線輻照器用來使病毒失去活。但我能做的也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喬向我建議，到目前我已經在“疾病控製中心”工作了三個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個月。我正在寫論文准備發表，我是否願意在“疾病控製中心”擔任職務。他認爲，鑒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條件下工作，特別是在受。約束的環境中工作，我在英不可能取得重大進展。他請我到他在亞特蘭大的實驗室去設立一個病理生理學研究項目，從事病毒出血熱症機理的研究。他同時還提出讓我在一個野外現場研究項目工作，特別在塞拉利昂。我們在英是沒有這類項目的。

　　那是艱難的選擇。一是因爲盡管有那麼多問題，我仍然有同事們的支持，他們理解我的工作，並試著幫助我創造條件。二是由于戴維·辛普森離去，在英再沒有另外一個人具有足以領導英出血熱病研究的醫學和科學方面的經驗。我同那些曾經幫助我在英有所建樹的人們商量。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告訴我，假使我拒絕這次機會那將是我的大錯，並提醒我，如果我留下來，我將繼續面對更多的挫折和無窮無盡的障礙。我認識到他們是對的。我下定了決心。1986年1月4日我啓程奔赴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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