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與埃波拉病毒鬥爭時，我開始對人
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同事——簡·德斯邁特（jan desmyt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紮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紮伊爾的控製，但兩
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氛，任何紮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時去醫治。我曾在紮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于該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種醫療所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紮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製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種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爲在紮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采取行動，並向我保證“疾病控製中心”將給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給美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給了住美商務
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與衛生部首席顧問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系。利用大使館作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了解在比利時發生的最新情況。然後，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紮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離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
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中t細胞的損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種症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艾滋病是一種病毒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試驗。對于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技師，不僅能做這種複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並在那裏跟在“疾病控製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勝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說我作了正確選擇。她不僅爲我做了極爲出
的工作，後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爲發展中家建立檢驗人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機構。
在我們准備出發去紮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分部的領導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0uinn）率領的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紮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蟲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
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紮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駕駛的倒黴的直升機。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機飛回金沙薩。這些事是無法忘懷的。
約翰爲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範例。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把“疾病控製中心”和“全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並起來，互爲補充。也許我們“疾病控製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紮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姆掌握了一批用于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製中心”優越，同時彼得已和紮伊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觸，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紮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奧波德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現。
還有幾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全變態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紮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爲何能在這裏，因爲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種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種迹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這種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爲大量的有價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是禍害，則是因爲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製組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後，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價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薩貝納（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金沙薩。我們組又吸收了兩位新成員：一位是來自安特衛普的試驗室技術員，另一位是亨利·臺爾曼（henrithaelman），他是利奧波德王研究所的臨
醫生。組裏唯一未和我們同行的是希拉·米切爾，她直接從美飛抵金沙薩與我們會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們項目建立t4／t8比例試驗用的工具。比利時人曾安排我們住在福美特羅，那正是我們在埃波拉病毒爆發時期曾經住過的機構。7年中該地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彼得和我個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過去的死者。顯然，中非及其與病毒的關系總有點特殊之，這次將面臨什麼，且拭目以待。
爲解除旅途中的疲勞，我們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們計劃去會見美大使館的科學參贊塞思·溫尼克（seih wi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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