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城裏的“自由婦女”上一小節]多于美或歐洲，在那裏，男同戀者得病的數字與此是不相稱的。另一是我們開始發現，伴侶的多少和傳染率之間有直接的相互關系。這個發現和醫生們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時在舊金山看到的男同戀者的情況相似。當我們承認這種疾病是由于傳染而擴散時，令我們驚訝的是，在紮伊爾，這種病幾乎全由正常的異交的擴散。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同傳染。我們的調查所揭示的只不過是金沙薩男人的傳染比例相對少些。看來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當然，在紮伊爾還沒有像在西方家那樣成立有組織的，或公開的同戀團。另一方面，對比西方家，異接觸在非洲是常見的，並相對地不受社會約束，至少對男人是這樣。

　　我們在金沙薩的發現得到整個在非洲進行的類似調查所得結果的支持，特別是在盧旺達。現在世界必須面臨一個令人不安和吃驚的現實。我們對我們發現的結果進行思考，並加以仔細討論。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薩發現了異傳染的艾滋病，那麼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現它。直到這個時候，特別在美，艾滋病幾乎完全只和同戀者、吸毒者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人群有關。它被認爲不會影響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們的調查和一個由範·德·皮爾（van der peer）率領的比利時調查組在盧旺達出版了我們所作的結論。它登載在美曆史悠久的醫學雜志《刺胳針》上。這篇文章將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看法。回顧非洲情況之後，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下一個10年中，西方家艾滋病的情況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當時對有些人來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侮辱的。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對西方許多家而言，回答是：“對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齡在25至40歲的婦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我給“疾病控製中心”主任的報告中，認爲艾滋病是紮伊爾的地方流行病，70年代中期以來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據醫生曾經遇到很多未能確診的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結果患者無例外地在10年以後死亡。雖然他們把這種病歸因于結核病，但是回想起來，死因或許和艾滋病有關。在報告中最爲引起爭論的部分裏，我把這種疾病在紮伊爾的特征說成是由異接觸傳播。並且還說，沒有證據說明同關系或吸毒在傳播上起任何重要作用。我建議“疾病控製中心”和紮伊爾衛生部進行長期合作，在該建立監測系統。最後，我向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在金沙薩或鄰近的剛果希拉柴維爾就這個問題召開一次研究會。這些建議後來都被采納了。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並立即向我的主任加裏·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聽我說完後，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會見“疾病控製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ii f0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爲該機構的領導人，已經宣布離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疾病控製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氣使那些和“疾病控製中心”有聯系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麼嚴重。他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于是和他拉上了對講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複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據，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盡量把一切說得簡單明了。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沈默。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蟲？”

　　對他來說，講蚊蟲比講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我不認爲我們取得的證據支持關于蚊蟲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爲止，我們在兒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種病。兒童受蚊蟲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爲什麼兒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蟲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種有規則的分布，至于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布。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只是取決于誰被蚊蟲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並且是圍繞著接觸。在兒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種情況。

　　我認爲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要讓異患者擺與艾滋病的關系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鍾，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並認識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動。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裏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話，那麼這種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爲樂意接受“同戀瘟疫”的概念；公衆開始了解這種疾病時，他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醜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確是一種瘟疫，對于它無人能夠免疫。

　　由于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機的真正範圍，裏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爲病毒的同盟者。又過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裏特·庫普（c·everettkoop）爲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確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汙公共衛生事業。

　　兩年後的1987年，我參加了後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the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裏舉行的。我是幾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贊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以表示贊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裏根總統站起來致辭，並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滋病是美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應當承認，觀衆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並不真正以其對民主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裏根當局在理艾滋病危機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恕的疏忽感到吃驚。當然，還有幾個更爲鮮明的政治戰勝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于1985年作出的大膽的，雖然是魯莽的宣言，聲稱將于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紮伊爾對這種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並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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