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可以不記得自己的遭遇，我和喬卻耿耿在心，認爲
際醫學界務必引以爲戒，不能像珍妮一般喪失記憶。這次事件中可資總結的教訓很多很重要。就是爲了這個原因，等到那年夏日來臨，我把當時我正在那裏工作的科林代爾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幾名專家請在一起開個會，也請剛剛再訪塞拉利昂公幹完畢、正在飛返亞特蘭大途中的喬留下來一起參加。喬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報告，總結他在拉沙熱研究方面的進展：拉沙熱如何擴展傳播，又因何停止擴展、沒有傳播，如何診斷拉沙熱和對症治療的方法。
隨後我們又去邀請多多少少、方方面面過問和參與過珍妮病例的人們，甚至有幸之至，得與那位拒絕把珍妮遣送回的著名顧問見面晤談，也把他請了來了。至于那位空軍醫生，同意現身說法，抱著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臺暢舒
懷。關于珍妮禁銅60天的情況，由當時負責照料她的斯圖爾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醫生介紹，在我把臨診情況敘述完畢之後，珍妮本人上臺接受現場提問。從她回答的神情態度看，我感到芳華重睹，當年幹練的護士又回來了！
我喜歡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所作所爲，其影響可能延及下一代的傳染
疾病醫生。他們自然會對一切事實證據作出自己的判斷，從而認定在對出血熱采取保護措施方面英政府的做法，從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從最壞的角度看，則是具有危險質的。
于是我們致力于把這些看法向全世界傳布，同時也決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熱的核心地區，進行同樣的努力。這是我和喬兩人共同的事。喬和他的好友法哈裏·阿薩德蘊釀于1985年間在塞格布韋馬開一次討論大會。法哈裏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奠基人、工程師。這樣的討論大會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從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農村地區安排一次際的聚會幾乎沒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問題。當地無旅館、無餐廳、甚至無電、無自來
、無飛機場、無車輛，一應全無。要說有的全是塵土飛揚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熱。唯獨喬堅持不變。
“如果我們真想在拉沙熱方面教會他們一些真正有用的東西的話，”他說道，“就是讓他們見識見識拉沙熱。”
而法哈裏從來都是只鼓勵、不泄氣。好吧，那就幹吧。
兩名和平隊隊員蘇珊和安德魯·斯科特，應邀替我們負責後勤工作。這方面的問題可多了。他倆接任伊始，就讓凱內馬的天主教會負責提供與會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輸血那會兒，好不容易找到的rh
血型獻血人就是那個教會的傳教士。接下來我們要找的是輛能把全
與會人員每天拉來塞格布韋馬的大巴士和解決他們每天一頓中飯。
好在蘇珊精明強幹，在她手裏沒有辦不好的事。她替我們找來了瑪麗。瑪麗在當地是出了名的最好廚娘。由她主竈的小飯館的飯食，家喻戶曉。經她擺弄出來的會議夥食，像當地門德地區特産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澤的鮮魚等等，連嘗遍日內瓦和巴黎際一級烹調美食的代表，也視爲珍馐，贊不絕口。
討論大會會場設在弗裏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證用得上電的旅館，比如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不停電。大多數代表來自非洲各地區，也有歐洲人士，還有一個蘇聯人。傳說這蘇聯人是個克格勃特務，官方身分是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人員。因爲美大使館人員曆來盡全力支持我們的活動，出于禮貌考慮，與會代表都去那裏拜訪作客，等我們從使館出來，大家都覺得我們這位俄羅斯朋友舉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著遠
海灣。
他含糊不清他說道，“我得去街那頭看看一一馬上得去！”說完，拔腳就走了。
我們全都望著他離去，望著他走進挂著有鐮刀錘子圖樣的鮮豔紅旗的門洞。
“哦，我的天！”法哈裏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檢點。他沒去觐見蘇聯大使，倒是先踏進了美大使館。要是叫他們看見他從這裏出去的話，他可要麻煩了。”
我們全部大笑。
在弗裏敦聽了兩天大會發言。我們准備好去鄉下現場了。清晨5點鍾就把大家全叫了起來，上街候車。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們原作了兩手准備，怕說好了的車萬一來不了。然而這一次，真該感謝，我們提出討什麼就有什麼。
上車往北開，路太不好走，車身晃晃蕩蕩。一路上的景象連東非來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到。同是窮苦的非洲，盡管見慣了自己內的落後窮相，卻沒有料到塞拉利昂竟會窘迫到如此地步。本雖窮，也不像這樣。
車抵塞格布韋馬，我們把代表們分作三組，各有分工。第一撥巡查病房，同拉沙熱注院患者見面。第二撥去民戶田間，見識一番鄉村居住條件，同時抓些老鼠試試。最後一組留在實驗室聽講診斷拉沙熱的技術。
當晚，大家在憑臨凱內馬市區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飯菜，同時介紹一下活動情況。
就在這幾次大小會議上，代表們湊齊了作爲世界衛生組織指導的非洲出血熱理辦法，多簡單！省事省錢，又管用，都是以我們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技術爲基礎的。就這類討論大會本身而言，這次會議獨出心裁，異乎尋常，極有收獲！
珍妮·桑德斯的情況如何？不用說，珍妮是這次大會上衆人矚目的主題人物，珍妮恢複健康後下久，就返回護士崗位工作。我同喬在6個月後訂了一次機會人探訪珍妮和多米尼克。兩人已結婚，莊在倫敦南鄧晶宮附近的一套公寓裏。故友重逢，共享外賣的比薩餅，邊吃邊敘別情，珍妮說起往啊，總覺得給大家添了麻煩。其實，她靜思當年往事，總也想不起那段苦痛的經曆。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時常挂念，多受難忘的折磨？珍妮兩口子現已遷居倫敦西區，已有三個子女。
塞拉利昂標志著我個人一生的重要轉折點。我從事拉沙熱項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間的事。對這個家産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後每年都去那兒一兩次，住上一段時間。有時與喬同去。每去一次，都發現當地又發生了同上次不同的變化，變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次，剛到就看出塞格布韋馬變了模樣。但是，對它的變化規模和程度，都是直到當天晚上回到鎮內時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臨街的一家小酒吧裏坐著，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離去了。一般說來，街上應該是熙熙攘攘，鄉
們從田間歸來，忙著采購。當地的孩子喜歡擁在酒吧周圍，圍觀我們這些老外。他們叫我們“pumwe（白人佬）”。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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