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斯頓的五名動物管理員主要負責照料近來進口的猴子,他們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子從運輸用的板條箱裏放出來。這個活相當簡單,用橇棍把箱子打開,被弄斷的廉價木片在通風條件很差的房子裏散落得到都是。箱子裏那些可憐的,滿身泥汙,嚇壞了的動物只好被抓出來送進一個標准的不鏽鋼籠子裏。我們希望抓動物的人能戴著厚手套,這是個很髒亂的活兒。板條箱裏關著一百多只嚇壞了的猴子。它們被關了40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箱子裏到
是結成塊的動物糞便。那些箱子像我們在“疾病控製中心”使用的一樣,裝有把手使管理員不直接接觸猴子就能控製它們,至少是在猴子被麻*以後再接觸它。當用雙手握兩個拉手時,這樣可能使籠子裏的猴子身
後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出了那機械的道理——這不需要很長時間——它就會把手腳抵在寵子前方板條上以支撐後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勝。唯一打敗猴子的辦法是也使用雙腳。我們在“疾病控製中心”幹這活時都穿上太空服。有時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與猴子同樣的位置,把我那雙大號的橡膠靴頂在板箱的木條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製中心”第四級病毒實驗室裏我們總能收到別人扔下的猴子,我們成了一些身材較大和年齡較長的動物的主人。經我們手檢測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彬彬有禮地對待這些動物。永遠避免眼光的接觸,大多數的猴子認爲這是威脅。動物要被注射輕微的麻*劑,以便安全地把它們從寵子中移出進行檢查和必要的血樣采集。我們恪守的常規要求是永遠給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針頭。另一條規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須有兩人參加。實際上我們是三十人一起幹。
那就是我們“疾病控製中心”的工作情況。在許多商業養猴實驗室,管理員樂于表現強悍而且不戴手套。許多籠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辦法就是打開寵子的門,大戰一番,野蠻對野蠻。有時一個籠子裏裝兩只猴子,這樣捉起來就更加危險。有些管理員被猴子抓住,並抓破皮膚或咬傷,于是他們就染上了一種叫做“猴日病毒”的病,這種病毒不會使猴子病得很厲害,實際上這是一種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
疽疹。可是,在人身上會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發生,人們幾乎已經忘記猴日病毒會使人患病,而大多數猴子管理人員認爲這早已成爲過去。20世紀80年代在佛羅裏達州番薩科拉附近的一個實驗室裏曾經有過一位猴子管理員死于猴日病毒。後來,調查者在這位死者的辦公室裏發現他桌上有一本教科書,該書敞開的一頁上描述了猴日病毒感染人後的一些症狀。可是這位管理員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他的擔心,連對他的妻子也沒說。
1990年1月的一個早上,史蒂夫·奧斯特洛夫來到我辦公室。他告訴我一位雷斯頓的動物管理員在切開一個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髒時割傷了自己。史蒂夫對此表現出令人吃驚地不大在意。喬正在俄參加一個出血熱會議,我無法與他聯系。我給彼得·賈林打電話。請他主持那裏的局勢。
實際上,情況不妙。賈林已經准備好了電子顯微鏡並檢查了肝髒,肝髒上全是絲狀病毒。警報拉響了。就是它。出了這種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認真對待此事。我給佩格·蒂普爾(pegtinple)打了電話,她最近才被派住雷斯頓以減輕史蒂夫·奧斯特洛夫的工作壓力,接管調查與感染的猴子有接觸的人的工作。她已經給管理員做了檢查,總的來說,他情況還不錯。她說話時一點也不著急。那管理員是中年人,肥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
我告訴她每小時給他做一次檢查,但不要無必要地限製他的活動。
“只是不要離開他,直到他渡過潛伏期”。我說,“從現在起大約一周的時間。”
挂上電話以後,我又與彼得聯系。我們一致認爲跟蹤病人最好的辦法是每天采集血樣。
第二天,喬從俄返回。
“幹得好”,他聽完我告訴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後,他說。“這樣做是對的,”他接著說,“就這樣,如果出現任何像從非洲來的埃波拉病毒那樣的情況,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很厲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後的10天裏盡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給他做檢查,量溫。我們觀望,等待。彼得繼續采集血樣,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我打電話給他,詢問有什麼變化。果然有變化。
“找到了,”他說。
最近的伊利莎試驗(elisa iest)顯示血佯對絲狀病毒抗呈陽
。他已從血樣中培養出了病毒,這一點也無疑問,那位動物管理員被感染了。
可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那人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不發燒,沒有咽痛,只是輕微頭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到控製。
我們同時也觀察了另外4名參加新猴運輸的動物管理員。我們幸好手頭有血樣,那是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時從管理員身上采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轉化成一種新的病毒,這意味著當我們首次爲他們檢測時,他們對埃波拉不産生抗。但現在他們的血清回應強烈。也就是說五個人中有四個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們五人都與猴子有過密切接觸。
他們一個也沒病倒,這是一種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讓我們擺困境的病毒。而且只是這次。前面還有麻煩,喬是有第一手經驗的人,讓他來說吧。
當動物管理員割傷了自己以後,他沒有患病。我很清楚這種病毒對人致病很慢。我想,這是個好消息。可是,事實上,我對形勢的這一估計並沒有使很多人高興,其中也包括我在“疾病控製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沒有考慮到的是人們從他們原來的立場上退下來是多麼的困難。我的結論是,不論什麼原因,這不是人的病原的觀點,讓某些人接受是困難的。關于這一點,我在“疾病控製中心”參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討論。
有一次鬧得滿城風雨。在美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強硬的口氣在電話中盤問我爲什麼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動物管理員送往一般醫院而不是放到軍方的隔離病房。這並不是說我的決定沒有給我帶來一些不安。但憑經驗和公開的資料我相信把出血熱病人隔離在這種病房是根本沒有道理的。據我看,這樣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懼。我們已經看到可憐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
政府的對待的。我沒有必要讓我的同胞受同樣的煎熬。確實,我將近15年的經驗和其他人的經驗表明良好的基本隔離護理不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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