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感染了的外科醫生上一小節]對沙菲克說相同的厄運輪到我頭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後來上了報紙。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訂婚前一天，跑來找我，說他發燒了，脈搏每分鍾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診了一次脈搏，確是如此。他說幾天前在奎達給一個病人開刀。而這個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請我參加明天的訂婚儀式。我去了。儀式上，我的朋友盡管看起來光彩照人，但仍在發燒。儀式一結束，我們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學醫院的急診室，醫生給他開了方（後來還刊登在報紙和醫學新聞上。）不過是止痛片劑之類的葯物，並送他去做調光透。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沒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邊聽邊搖頭。正確的臨診斷離不開病史查詢。這樣的悲劇在芝加哥、中東、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陸及其他地方不斷上演。令人驚訝的是當地醫葯界居然對在伊斯蘭堡感染了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的外科醫生的遭遇一無所知。後來這一事例終于公布于世了。

　　傑米爾汗接著說：“第二天，我清楚地記得那是4月1號愚人節，我呆在家裏准備參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學金考試。同事跑來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死了。我還以爲是愚人節這同事跟我開玩笑。兩天前他還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無法相信，直到來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經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殺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劇在我腦海中揮之下去。我意識到我和沙菲克都將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說了我們染上了克裏米亞剛果熱病。我們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燒不退。我告訴沙菲克明天轉往阿格汗醫院去，因爲那裏有血小板輸血，而奎達沒有。另外，那裏可能有人對這種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說明情況，他是一個退休了的副校長，爲了防止發生意外，我和沙菲克當晚仍住回醫院，准備第二天一早轉往卡拉奇。我打電話給阿格汗醫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維斯醫生（dr，shpervez）請他爲我們安排往院，以便我們到後能立即得到治療。而不把時間耽誤在急診室裏。他答應一定辦到。”

　　“那天晚上很難熬。我和沙菲克擔驚受怕難以入眠。我昏睡後突然驚醒，感到呼吸艱難。我讓看護我的兄弟給我量血壓。高壓90，低壓60。他立即沖出去找我的教授。淩晨四點鍾，我的教授連同一位醫生趕到了，給我打了點滴，我的血壓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報紙登出了兩位醫生感染入院的消息，報紙就愛幹這種事。結果從早晨7點開始，就有醫護人員及朋友前來探視我們，絡繹不絕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觸這麼多人難免傳染什麼，于是我們要了兩個防護面罩戴上。

　　噢！這時我才明白爲什麼我在呵格汗醫院病房見到他們時都戴著面罩。我門不知道他們在奎達時有那麼多人探視。現在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在阿格汗醫院，除了醫護人員，我們嚴格控製個讓人出入病房。

　　傑米爾汗轉向我說：“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讓他講下去。

　　“當天下午我們乘坐巴基斯坦航的班機從奎達飛到卡拉奇，機場已有兩三輛救護車等待在那裏。一輛是沙希德醫生要來的。沙希德醫生與我的夫都來了，另一輛車是沙菲克醫生的內兄要來的。他是鄰隊上的少將旅長。也來了解情況了。

　　“晚上7點、我門住進了醫院。值班醫生做了常規檢查，顧問醫生沒有出現。”

　　“第二天早晨，顧問醫生來了，我告訴他我們可能得了克裏米業剛果出血熱，但他似乎並不在意。誰相信我們會得這種病呢？他說讓我們做尿液培養，化驗喉嚨與血液。並懷疑我們感染某種細菌或病毒，但不嚴重。我再次找來沙希德醫生，告訴他那個顧問醫生不明就裏，拜托他務必思想辦法，否則我們定死無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談了我們的情況。克舍德教授意識到事情的嚴重，立即找到了費希爾一霍克醫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無法忘懷。當時我正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寫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醫生沖了進來，向我講述了傑米爾汗與沙菲克的情況。當我得知他們開刀的經過及過低的血小板時，我抱著頭說：“那就是克裏米亞剛果熱！”

　　我趕到了病房。記錄病史時，喬走了進來。我們都認識到病情是多麼危急。因爲他們持續高燒，血液狀況不良，而且身上出現了紫瘀斑，這是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特征，根據我們對這種病的了解，他們可能會死。

　　病房裏擠滿了閑雜人，他們絕不應呆在這裏。我們連忙采取措施進行隔離，並讓傑米爾汗的夫守住房門。除了醫護人員，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內。然後我們向人們解釋隔離的重要。我們必須雷厲風行。因爲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醫院，如果因隔離措施不利出現差錯，讓報紙在頭版刊出“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造成阿格汗醫院數人死亡”的消息，會轟動一時，對醫院來說將是可怕的災難。

　　但人們對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實在可悲。你無法讓前者遵守警告，而後者卻聞風而去，拒絕照看病人。阿格汗的護士們表現出，他們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觀，而是遵循我們的指導。這一點甚至比醫生強。有些醫生什麼也不聽。

　　我和喬最憂慮的是我們見到這兩個外科醫生時．他們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醫的經驗告訴我們，雷巴抗病毒素對這種病有療效，但早期用葯療效最好。從傑米爾汗和沙菲克的情況看，靜脈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許還有希望。

　　傑米爾汗繼續說：“費希爾．賀克博士和麥克科定密克博士及醫院的醫葯指導米爾紮醫生（dr。mirza）來視診時，我把整個染病經曆都詳細說了。當費希爾博士說：‘你們肯定染上了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時，我如釋重負，至少有人診斷出我們到底害了什麼病。現在當務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這種葯的注射劑在巴基斯坦沒有，能找到的只有膠囊。費希爾博士火速派人找來，立即給我們服用。”

　　我對他們說無論如何要每6小時服用一次葯，如果無法吞咽，我們會用注射劑。與此同時，我們詢問了全的醫療機構，但一無所獲。我們又試了試新加坡和歐洲，猜想他們那兒可能有，仍毫無收獲。

　　傑米爾汗說：“費希爾博士說，如果能弄到注射劑，他們還有存活的希望，但對膠囊卻不敢保證，他們可能會死，但必須一試。等找到注射劑就馬上換過來，我夫聯系了美雷巴抗病毒素生産廠，讓他們寄一些過來。等四五天後葯運到時，我們已經見好了。當我問夫費希爾博士對他說些什麼時，他並沒講實話，只叫我們不必擔心，等我康複了，他才說連費希爾博士當時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下來。”

　　即使只服用膠囊，兩個病人仍恢複得不錯。但另一件事情又讓我們不安。奎達醫院一位清潔工在清洗了那次手術後留下的沾滿血迹的手術後，生病歇在家裏，我馬上想到了在尼日利亞的阿巴城，一次手術後，一個實習護士清洗手術室布簾時染上了病，做手術的兩個外科醫生死亡。

　　我們立即打電話給奎達醫院，院長自找到了那名清潔工，同他乘機飛到卡拉奇，讓他住進了阿格汗醫院，安排在那兩位外科醫生對面的病房裏。當我給他檢查時，發現他居然跟另外一個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進行了隔離。

　　不必詢問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裏米亞剛果出血熱，他已開始便血了，身上顯出大塊瘀斑----紫的皮下滲血。我們立即給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們及時地發現了他，用葯後效果不錯。病一好，他就離開了奎達醫院，發誓再也不回這個危險的地方工作。不過，後來我們聽說他又回到了那裏，幹著老本行。

　　傑米爾汗說：“我們能活過來簡直不可思議。當時我們不僅出血，皮膚壞損，而且腹部與手臂都出現斑點。我們不敢上廁所，害怕便血導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連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兩三天，我完全喪失了意識。我夫不時從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是否活著。當我發現脈搏每分鍾只有五六十次時，我讓醫生給我做心電圖。因爲病毒可能會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變黃，擔心並發黃疽。但費希爾博士安慰我們說因爲沒喝所以尿液發黃。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個死去的病人腫大發暗的肝髒，我們的肝也可能和他的一樣。”

　　“七八天後，疼痛感消失了。費希爾博士身著便服走進病房。沒穿白大褂，也沒戴口罩。她同我們握手道喜，說：‘你們已經康複了，可以出院了。’不過要繼續服用雷巴抗病毒素，並休息六周。那六周裏，我們即使與朋友們坐上一小時也會感到疲憊。六周後，我們徹底康複了。並返回醫院工作。回到家，我奇怪地問：“你去哪兒了，在醫院忙了這麼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許多人都勸我不要去門診，不要去私人醫院工作。但我身好了，沒問題。我們都瘦了許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時7天吃五六頓。”

　　“兩個半月後，我結婚了。也許我不應該此時結婚，因爲可能會傳染給我大太塞瑪。不過費希爾博士說這沒問題。”

　　“在阿格汗醫院的那七天如同惡夢，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時時索繞在心。”

　　整個談話過程中，沙菲克醫生一直沈默不語。我們請他談談，他說：“傑米爾汗講出了一切。不過我比他更消沈。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傑米爾汗當時還沒結婚，而我已結了婚，有三個孩子。如果我死了，他們怎麼辦呢？准來照顧他門？從一開始我就無法不想這些問題。”

　　已過午夜。我們也像深夜一樣沈默無語。然後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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