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經濟解釋之十三：經濟學範疇多惟不問好與壞上一小節]統的經濟分析，雖然可解釋收入的分配與人類的行爲，但其範圍很狹窄。私有産權所約束著的遊戲規則，只不過是千變萬化的規則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熟讀一般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怎樣高程度的，我們能以之解釋世事方面的，範圍極小。墨守成規地學經濟，將課本念得滾瓜爛熟，並不一定稍知門徑，登堂入室更談不上了。科學要活學活用，經濟學更是如此。

　　傳統的經濟學分析大都是以市價爲准則，很狹窄，但這並非是說不同的競爭准則，經濟分析就無能爲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來，那所謂新製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斷地以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擴展到五花八門的准則上。不同的競爭准則當然會有不同的效果，但卻可用同樣的理論基礎來理。只要我們能肯定地指出競爭的准則是什麼，推斷收入分配與資源使用的行爲並不困難。那是說，一旦弄清楚有關的遊戲規則（局限條件），斷定了競爭的准則是什麼，一個高手花不上幾天的工夫就可以將競爭的行爲推斷，而其准確甚高。

　　經濟學範疇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難的了。那就是，要解釋遊戲規則是怎樣形成的。爲什麼世界上有共産製度？爲什麼香港有租務管製？又因爲遊戲規則與競爭准則有直接的關系，所以這部分也就要解釋競爭准則是怎樣決定的。爲什麼香港大學教師的居住單位要以分數配給？爲什麼共産中要論資排輩？

　　不同的産權製度是怎樣形成的？法律爲什麼因時因地而變？香港的立法程序爲什麼與臺灣的不同？什麼是家？爲什麼要有家？爲什麼有些家有憲法，另一些沒有？爲什麼中大陸要搞統戰？這些都是深奧的問題。

　　但很奇怪，有時經濟學者認爲是高深莫測的經濟問題，不懂經濟學的卻會認爲是淺顯之極。他們喜歡在這些問題上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過瘾之至，但他們的“解釋”與科學無關。若問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爲什麼某法例被通過了？他們總不免雄辯地議論一番。但假若我們細心地分析一下他們的“理論”，我們通常只得出四個結果：（一）他們所說的是特殊理論（ad hoc theory），毫無一般的解釋能力；（二）他們說的是套套邏輯（tautology），完全沒有內容；（三）他們說的是他們自己的價值觀（value judgement），與科學無關；（四）他們說的是謬論（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經花了不少時間解釋這經濟學範疇內的第三部分的問題，沒有什麼大收獲。近二十年來，政製理論（theory of the state）漸成爲經濟的一門熱門學問，參與的高手如雲，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沒有重大的收獲。當然，他們其他的研究，收獲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書內創立了一個政製理論，自覺滿意，但重視這理論的就只有高斯一人！雖然這理論准確地推測了中的製轉變，但可靠的驗證，還需更長的時間。

　　《經濟解釋》應該是我認真地寫的最後一本經濟學的書了。關于製度或政製的形成這個湛深的問題——上文所說的經濟學範疇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獲，我認爲必須從合約的選擇那方面做起。這是關于交易費用與合約的關系、公司的本質、組織的結構等問題了。這些應該可以擴展到家、製度那方面去——齊家、治、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這條路，以理論准確地推測了中的製度轉變。雖然只這一次，不夠說服力，但還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經濟解釋》之十三；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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