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西方經濟學常用的utility一詞，內譯爲“功效”，但我認爲“功用”比較恰當。問題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中的文化傳統從來沒有utility這個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沒有，翻譯就只能如瞎子過河，胡亂地摸索。有些因爲文化不同而很難譯得恰當的字——例如cost——我們要設法譯得好。但utility這詞譯得不好不重要。

　　我說utility譯得不好不重要，是因爲曾經有百多年的時間，西方經濟學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麼。故老相傳，他們只是以爲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實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經濟學要到二十世紀中葉才能給utility一個明確的定義。話雖如此，到今天，好些經濟學者還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確定義。這些學者中不乏聰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爲生得蠢而不明白。他們是不願意明白：要是他們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內所說的“功用”理念，他們就會失卻了改進社會之能，變得像我一樣，成爲小人物了。

　　第一節：悲哀的發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經濟哲學大師邊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對後人影響甚廣。邊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樂或享受的指數；其二是每個人都爭取這指數愈高愈好。這後者給自私的假設數學化，一百年後微積分被引用到經濟學時，功用函數就變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數在經濟學上還是極爲普及。這可不是因爲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釋用途，而是適用于數學。不懂經濟但善于數學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邊沁的第三個原意，是一個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邊際上的功用就減少了。他跟著假設每個人對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麼富人的邊際收入功用低，窮人的邊際收入功用高，社會整最高的福利，是人與人之間的邊際收入相等。這是平均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今天還存在的福利經濟學的前身。

　　一個人的收入增加是否會導致收入在邊際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問，而今天經濟學者一致同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功用指數不能相比。一個大富的人對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個街頭乞丐重要得多。單是這一點，福利經濟（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問題。一九五○年，森穆遜（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內指出，若一個社會的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個人）的收入減少了，經濟學就不能證實社會福利有所長進。

　　森穆遜是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首要人物，連他自己也那樣說，爲什麼福利經濟在今天還有那麼多的從事者呢？我認爲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經濟學者認爲自己有改進社會之能。其二是經濟學者要改進他們自己的福利：可以改進社會，作個政府經濟顧問是會增加收入的。事實上，政府也樂于慷他人之慨，送給經濟學者納稅人的錢：政府官員爲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項政策，總要找些經濟學者附和才來得順理成章。

　　從科學上看，最重要的功用問題是邊沁的第一點：功用是快樂指數。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樂一點？江山易改，本難移，好些經濟學者老是認爲自己有超凡的本領，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認爲是一個快樂指數，今天在某程度上還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個無師自通的俄經濟學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發表一篇舉足輕重的文章，後來在一九五二年被譯成英語。這篇偉大作品的一個要點，是指出如果我們要用功用的理論去解釋人的行爲，那麼功用的理念要與主觀的快樂或享受離關系。可不是嗎？要解釋行爲，我們需要的是推斷人的選擇，或在什麼情況下人的選擇會怎樣改變。至于人的選擇是否以增加快樂爲依歸，是無關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邊沁之後，參與功用理論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者，天才輩出，好不熱鬧。很不幸，屈指難算的理論天才的工作，只贏得一篇血淚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發表了題爲《功用理論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長文，追溯百多年來功用理論的思想史，學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結論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罵：他認爲經濟學者不熱衷于理論的驗證，以致衆多高手在功用理論上的刻苦耕耘，獲得的對人類行爲解釋的貢獻，微不足道！

　　我很喜愛史德拉在該文結論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請他用墨筆寫在白紙上，讓我放在書桌旁作爲自己研究時的警句。墨淡化了，但該稿今天還在。我把它刊登在這裏，好讓讀者能欣賞一下這位二十世紀天才的筆迹與風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but there was a tendency，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譯過來是：

　　“與事實相符的准則是應該尖銳化的——尖銳地堅持理論的含意要受可以觀察到的行爲的審查。然而，不僅這些含意沒有被找尋及驗證，而還有的傾向是，當一個含意受到事實驗證的威脅時，理論就被修改，使驗證無效。經濟學者不渴望事實的挑戰。”

　　無論怎樣說，功用理論今天還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細說其重點。

　　一九七二年我寫了一篇關于中傳統婚姻的文章，是關于“盲婚”及“童養媳”等現象的。在最後一節中我大肆抨擊功用理論，認爲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締。英的《經濟學報》要發表該文，但要減少五頁，我就簡單地把這最後一節取消。文章發表後，布格南（j.buchanan）與托洛克（g.tullock）來信譴責，說我不應該取消他們認爲是最重要的一節。這節的文稿後來遍尋不獲。

　　我反對功用理論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過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概念，是空中樓閣，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不僅困難，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來的很容易是套套邏輯，自欺欺人。

　　當時站在我那邊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邊的有三個我拜服的人：佛利民（m.friedman）、貝加（g.becker），與老師艾智仁（a.a.alchian）。他們要保留功用理論，因爲好些經濟物品——如友情、聲望、天倫之樂等——是不可用金錢量度的。他們認爲若不能用金錢量度，就要用“功用”數字來量度了。我將會解釋爲什麼這三位師友的觀點我不苟同。但先讓我解釋我們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麼。

　　（《經濟解釋》之十四）

《經濟解釋之十四：功用非快樂解釋行爲難》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浏覽經濟類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