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誰之罪——評海岩的《死于青春》(劉錫誠)上一小節]白。這種敘事方式使故事比較集中，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贅疣，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把敘述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的波瀾公之于衆，溝通了讀者的感應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這種敘事方式所帶來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場合和關節擴大自己的畫面，包容更爲廣泛的社會關系。小說比較充分地揭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物，如孔局長、肖科長。孔局長是左的思想和權位觀念合二而＿的代表人機在他銷＿頭腦裏爲人民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被曆史的風雲驅趕得蕩然無存了。這種人物是時代的産物，也是一種市儈，但屬于官僚市儈類型的人物。如果說這種人物還有什麼獨創的話，那就是對一切事物的判斷與理要以不損傷他的地位爲前提，否則他會翻臉木認人。黃朝英的抗震模範就是典型的一例。陸小祥從群衆中發現了黃朝英的先進事迹，得到了孔局長的首肯，他認爲他的轄區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使他臉面增光的先進典型。但當陸小樣經過詳細調查，終于發現黃朝英是個假典型，並大膽地予以否定時。孔局長卻感到這樣一來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甯可將錢就錯，欺騙人，以求個人仕途的平安。這還不算，從此而導致了陸小祥被關押審查的悲劇。這個人物在新時期文學中固然不是新的貢獻，但在這部作品中出現，卻是重要的、木可或缺的。肖科長作爲一個藝術形氛並不能給讀者留下較爲深刻的印氛他是作爲陸小樣、“我”和孔局長、洪場長之間的潤滑油的角而存在的。在考慮自己的升遷上，他與孔局長是有共同的，但他還較爲通達，木象孔局長那樣險到成爲一個“政治動物”。洪場長是一個地方幹部，具有實事求是、苦幹實幹、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質，他以一心爲公而與孔局長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在轉彎抹角地進行著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敘述：“清河農場的幹部之間，以兄弟相稱的隨可見，甚至還有不少呼爹喊的；後生對前輩不管是否真有緣，一般也都稱叔道嬸，使你竟會情不自禁地以爲置身在一個血氏族社會的部落中。”）小祥是老場長的後代，他受亡友委托把小祥撫養成人，如今小祥罹難，洪場長不好當面頂撞孔局長這樣的上司，但總是設法走出困境，筆墨所至，相當動人。小祥埋葬後，“我”被送回北京前發現的那份“簡報”裏稱：“九月二十一日陸下葬時，農場少數幹部、職工約百余人圍聚木散，其中有農場副場長洪＼＼，農場分局副局長李xx等領導幹部，他們不但未對群衆做疏導工作，反而向陸帽致哀。……”洪場長上了孔局長、肖科長們的黑名單。在洪場長身上，被孔局長指控的那些“資産階級人論”，不言而喻，恰恰是孔局長身上不見蹤迹的。這些不同類型的人物，加上秦文忠、張玉海、劉成德、黃朝美、馬盛利達各人等所組成的茶澱農場．是一個特殊的人類社會。在這個特殊的社會裏發生的一樁樁見所未見的事情，是十年前社會生活的必然産物，就象那一個個人物是十年前社會生活所造就的一樣。

　　文學作品不再是政治的簡單的工具。文學作品的任務在于能動地反映社會生活和解剖人的靈魂。因此，文學回到文學的本意上來，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更寬了。作家有權寫他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權塑造自己筆下的人物。這是外界無法幹涉也幹涉不了的。海岩賦予他筆下每個人物以社會政治的、道德的、審美的評價，現了他對社會生活的總看法。我想，他對個人與社會環境沖突的描寫，盡管並不充分，或並不自覺，總能啓發人們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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