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懷監獄上一小節]的。批林批孔時，幾個號的人要我講讀一些文言文件。講了之後，有人說：“看不懂，別人講讀，聽不懂，你一念，不講，我也懂了。”但我自覺遠不如董笑讀報念得好。董笑曾對我談魯迅，談魯迅的《論雷塔的倒掉》，這很使我驚異。我許多“同犯”中，魯迅似並不曾存在，更不用談具篇章。

　　野馬跑得太遠！本來是說學習，回轉頭來吧，從稷山再轉臨汾，號裏每天早晚都學習，就是讀報討論，個個都要發言。這次我所在的隊叫“老殘隊”，我的打油詩曾有句：“誰把《老殘遊記》續”，想不到真作“老殘遊”。學習中發言，以一個瞎子說得很好，可惜連姓名都忘了。他自稱是賊娃子，入獄時眼還未瞎。他是個辯之士，腦子裏邏輯很強。聲音洪亮，一發言千軍辟易，萬籁俱寂。但據說識字不多，所談也確與書本之類無關。盡是具事實，盡是這監獄的前後大小事實，好像是一本活監獄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麼知道的。他的發言，都是根據本日的讀報或以前的讀報，然後用本身在監獄內外和今昔的具事件爲證，所以說得特別貼切洞詳，無論措詞有時很粗鄙，只要細心聽，總可得點或悟點什麼東西。

　　除了這個瞎子，號內的人，每當學習，幾乎都可說一套，不問深淺、高低、繁簡的總算是一套。別看輕這一套，真是得來不易，據我所知（我曾調過好幾個隊，幾個號），這些人，原來有的是文盲，進到監獄裏才學認字，幾乎全部原來連家、革命、政治、階級、民、共産、新舊中乃至抗日戰爭都不知道（不知他們住何），都是在監獄裏學習的。

　　臨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隊都有公家准備的書，全獄有個大圖書館，馬恩列斯全集之類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區，離醫療關系的醫院遠。三輪已廢除，街車無力擠上擠下，出租汽車難叫。單位有車，自己已是不幹活，白拿工資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單位要車，這些都不談。到醫院看一回門診，在我說來，還是折騰太多。請大夫到家裏來看，那是另外的麻煩。尤其是臨時小病，值不得就醫或自己就知道用什麼葯，叫人到單位找衛生員或到葯店買，也都不太簡單。因此，我常常想起監獄的醫療的方便——

　　監獄的醫院開在監獄裏頭，有病，大夫到監號裏來看。

　　這就比外面任何單位都方便，除了醫院本身。縣看守所沒有醫院，不談。

　　在北京半步橋監獄， 生過一次肺炎。兩三個月，透視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進。

　　在臨汾監獄很有些特。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來幹什麼事，在裏面還是幹那事，理發的還是理發的，木工還是做木匠，廚子還是做大師傅，大夫還當醫生，稱爲“醫犯”（似乎只有醫生如此，沒有“木犯”、“廚犯”等稱號）。臨汾監獄醫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幾個是北京轉去的，也有幹部大夫，不輕易給犯人看病，做些什麼，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確也有些好，大夫與病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大夫更能照顧病人的情緒，病人也較少有在幹部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條件，是醫院離監號更近。北京監號是樓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虧。臨汾則是平房，監號分若幹隊，每隊一個院子，其中分若幹號。醫院就是其中的一隊即其中的一個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隊各號的或遠或近的左鄰右舍。每天有一定時間出診，急診隨時可看，且可叫醫犯到號裏來看，或同犯用怠盾擡到醫院去。

　　我在老殘隊，老殘隊也有不老不殘的人參加。否則連飯都沒人給打了。老殘隊有些人也參加點勞動，我參加的是“揀菜”，即在廚房洗菜、削土豆、蘿蔔之類，但也有相當重的，如刨西葫蘆、冬瓜。一個老西葫蘆或冬瓜，重幾十斤，搬不動，皮有半寸後，刨的工具又極鈍，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釘一條洋鐵片，刨不動。一碰到這種場合，旁邊往往有年輕小夥子替我搬，搬來了還刨幾下放在旁邊，刨過幾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個人蹲在身邊看。一回頭，就是那說我讀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 他也是北京轉去的， 現在做“醫犯”。他問：“你刨得動麼？”我說：“對付著刨。 ” 他說：“你有病，應該去看病。”我說：“我沒有病。”他說：“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說：“找你麼？”他說：“找誰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個年紀大的，我想他也許經驗豐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問：“是你麼？”診病後，大聲說：“你回號休息，不要勞動。”說完，就把我的名字記入休息三天欄內，並說下星期再來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別個醫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這樣，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勞動，一直過了很久。原來醫犯有准許病號休息三天的權（還要幹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沒有不批准的。）但這是一段附帶的話，本意只是想說明在監獄裏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經常懷念醫院，主要就爲這。還有，監獄裏一般比農村講衛生。比如臨汾，每星期都理發。理發師多，不怕理不過來。用方便，有富裕時間。比如稷山時，凡初進來的犯人幾乎都是被子幾年未洗，一陣氣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進來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幫助之下洗澡洗服，煥然一新。

　　“一個人頂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難免常在監獄出出進進。來過一次，難保不來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爺”之類）。來就來吧，沒有好招待，請吃窩窩頭。開店的不怕大肚漢，隨便吃！”

　　這是北京半步橋一個看守說的。看守，名稱似乎不好聽。犯人都叫他們“隊長”或“指導員”之類。但臨汾的隊長或指導員是正式職務。也有的叫做幹事。臨汾監獄沒有像北京那樣的“看守”，監號，隊，都是用犯人管，隊門也是犯人看，通稱之爲“值星員”，一個號裏一個值星員，負責學習、打飯及一切有關事務。臨汾的犯人也好管，帽都是特製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沒有錢，每月發兩元“零花”，是一種只在監獄小賣部可用的“獄幣”，自家有錢也要換成這種錢才可用。可只給人很少的一點點，多的存在銀行裏，一句話，不容易逃走，誰都管得住。

　　說“來了請吃窩窩頭”，好像監獄吃得很壞，其實不然，甚至可說大謬不然。北京半步橋，一星期改善兩次，有時好像達到隔天一次。吃飯前，如果聽見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沒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總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幾塊。（至于回民，至少給兩個鹽蛋，有時四個。）都是好肉（臨汾比較差，常吃肉，都是頭蹄內髒，似罐頭廠剩下的，烹調也差。但臨汾也常吃魚（帶魚），（北京則一回也未吃過））。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饅頭就是大米飯，不改善也不壞，最多的場合是西紅柿甩蛋湯，犯人見了，似有不屑一顧之態。有一陣子關了一些學生。不知哪個號裏有十幾歲的小姑娘嗲聲嗲氣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饅頭烤一下吧！”爽一段：黑龍江虎林監獄，逢年過節之前，總會有一兩個老頭之類關進來。他們是附近居民，對于出進監獄之事非常內行，過節之前總有辦法（多數是打老婆）犯點事被抓進監獄去。看守見了他們就笑：“又來過節了！”因爲過節定有肉吃。過了節，因爲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夥食很差，我本不想談壞的方面，不談。當我在半步橋吃得滿嘴是油時，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農村，都吃到這種夥食，那將是什麼情況。

　　把監獄說得這麼好，似乎比外面還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進監獄，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勵犯法麼？魯迅說過：北京模範監獄，許多條件，有的條件比外面還強，只有一個條件不好：不自由！一開始我說過，撇開一切方面，專講我所經曆的，我所懷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實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對我來說，最適宜于學習的，是稷山看守所，但夥食很差。對文化落後的人，學習最好的是臨汾監獄。醫療條件最方便的，主要是臨汾監獄，其次是北京。夥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臨汾。各個監獄，都有這麼一兩點好，寫在一起，說不定有人認爲一切監獄，都具備這一切好，這不怪我，這不是我的意思。

　　再說一點。本與監獄無關，而是從監獄看出的。不是說農村裏窮麼？不是說中人民能吃苦麼？何以見得呢？從監獄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剛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無期或死緩。判得對否，是法院的事，與監獄無關。且說一判刑，食服用就都歸公家供應，而且每月發兩塊錢零花。我再次到臨汾時，知道有人把零花積著不用，寄了幾百塊錢回家了。剛聽，把我嚇了一跳，怎會這樣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 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幾年，該有多少？難得的是他的家裏（不知情況如何）竟需要他每月兩元的補助，而他自己二十幾年，一分錢也未花！還有把公家發的毛巾、肥皂、牙刷、襪子，積起來趁家裏有人來接見時，偷偷交家裏人帶回去。但往往帶不回去。因爲這是不被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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