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開門整風是很好的，因爲教師們和我個人都有很多意見 陡年來教育部成績是很大的，但缺點也是嚴重的，我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來談一談：
（1） 教育部過去出了很多主意，頒布許多指示、計劃。領導機構應該有主意辦法的，但不問這辦法主意如何，下到學校裏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實習師大非得兩次不可以，因全
都惟師大馬首是瞻，這些主意計劃都不是從實際出發的，都是主觀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將工作領到死胡同去，而是不從教育實際、物質設備條件和對過去文化傳統的實際出發，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裏去年反保守主義要加速前進，在12年遠景規劃裏要辦一百個高師，而師大要培養上千個研究生，這浩浩蕩蕩的大數字世界上也少有， 現在的蘇聯文學就有將近100人。我想學校要增加這麼多是可笑的，因爲高等學校主要問題是師資，一個成熟的高等學校師資起碼要22—23年，蘇聯是25年。當時如果反對的話就給扣上保守主義的帽子，並且你講了也沒人聽你的，作爲一個 掌握全教育事業的領導機關，像這樣的作法只能造成觀感不好的影響，我們不管年老年青教師對教育部這種作法都罵，但不在報紙上罵，並罵得咬牙切齒，但他們不是心向臺灣、向帝主義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業辦好。但教育部的辦法是不能使我們同意的。教育部只是從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規律，應抓住這規律來辦事，教育事業是要隨著家發展而發展，但不能隨著其他事業一樣的速度來發展，如合作化gāo cháo那樣。不根據教育本身規律辦事是主觀主義、空想主義。
（2） 機械學習蘇聯，不動腦筋的聽專家話，毛主席曾講“學習蘇聯，要結合中實際，”而我們卻只看前句，丟下了後一句。這樣從不自覺的教條主義到自覺的教條主義，如我們原來有四個附中，而教育部顧問蘇聯專家講不需要，蘇聯沒有。這條並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它們沒有我們可以有。那時費拉托夫專家常來學校給我們幫助很多，但添的麻煩也不少。如領導二級製，蘇聯是二級製我們也得二級製，爲此我們討論了好久，結果是無下文，現在仍是三級製。
另外函授學校的設立，有好多系科設立了，這也是學習蘇聯，而系裏師資不夠，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開課，那時錢部長說：高師要發展師資不夠，但這不要緊，我們有許多助教，二年以後就可以作教師了，並可作優秀的教師。我和錢部長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長講，“對錢部長的話我是口裏不敢非之，但肚子裏不敢是之。”過去對青年教師的估計是不正確的，對老教師所采取的態度是粗暴的。再說辦函授，系裏一直不同意，但有個別假積極分子說可以，部裏就糊塗的聽他的意見了，可是我會反映說不行，部裏卻不理睬。過去對中專家是看不起，學生和教師的意見部裏不大理。
再說蘇聯文學教師現在需要的很少，但現在搞這麼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我的意見是5個人到10個人， 最多不能超過15個人。但教育部想多培養幾個，這只是甜夢，這是不合實際的，當然雖然我反映了這個意見，只因爲我是一個中的專家，不能起作用。
還有6時一貫製， 是很不合適的。當時雖然征求了意見，按常理來推這也是不對的，但是教育部不聽中專家的意見，這損失很大。
教育事業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潛移默化的，有程序按步就班的。但領導上熟于一陣風的規律，把它引到教育事業上來，這個損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陣風。先生們辛辛苦苦的搞出來而無下文。搞教學大綱亦是如此，不是按步就班積累經驗來稿，而是一陣風，這一陣風使得先生們忙亂不堪。拿教學計劃來說，沒有一個學生是從頭到尾用一個教學計劃的，別說4年就是3年2年也沒有，當然變還是需要的，但沒有這樣快的，這樣快是反常的。這樣的變使得每位先生都應付年年的變，而無時間去搞科學研究，變成了南轅北轍，向南方的車子實際是北方走。
部裏下來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從。如服從有好
這還可以，但事實並不如此，如教育實習就是命令我們兩次。柳部長說這是科學的，我覺得這講得太輕率了， 這是變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們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們經研究抽80人都有困難，李司長講在不傷元氣下抽。我問他半死不活算不算傷元氣，他說不算。 這怎麼能說不算呢？這話說的是不負責的，紀司長當時也是贊成150人，但到後來抽了幾十名也還是可以了，應該說合理的服從不合理的不服從，部裏從需要出發不看實際，我們已經出了幾十個人了還說我們反抗，幾乎要通報，這是命令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家的領導的方法。
還有部裏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負責的，如分配研究生問題，第一次我培養了五個，分配出去沒有一個是在高等學校教本專業的。據我所了解很多學校缺這個專業的師資，如華東師大，東北師大就沒有這方面的教師。我的學生出去反而教文學理論或現代文選，去年培養出來的也只有二個人搞本專業。這樣的做法從他本人講是學非所用，對家是該開的課程未能開出來。
部裏不該管的部裏也管，如研究生培養是教師個人的事情，這部裏也要抓，研究生的學習年限需延長時間也得部裏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還要管的多，這當然要犯官僚主義的。
一般講，事情辦錯了與經驗有關這是對的，但教育部並不完全如此。這要具
分析，有許多錯誤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對頭，不相信中專家，不吸收中專家經驗，不走群衆路線。學校的許多工作是不重視
外專家的意見，什麼事情都要通過委，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這樣一些能避免的錯誤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己摸索，盲動主義的作風，我和他講馬克思是講科學意見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要走群衆路線。
（摘自座談會記錄）
《在教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浏覽鍾敬文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