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李清與宗子發書，謂“人第知落紙淋漓，頃刻數百言爲至樂，而不知從事薙剪，頃刻數十行，亦爲至樂”，來說明作文改文，同是樂事。我現在想申說的，就是這二樂之外，選文一項，也具著相等的樂趣存在，應該和作改連系的說。“搜刮數年，閱曆萬卷”，刪蕪取精，排印成冊，既足以便利學者，節省他們的時間，也可以在很少的篇幅之內，客觀的作一幅《文壇指掌圖》，其價值有時是高過個人的著作以上的。

　　所以，選文是一件盛事，也是一樁難事。唐顯悅序《文娛》曰：“選之難倍于作。”這個“倍”，我是不能完全同意，但嚴肅的文選家工作的艱苦，並不亞于寫作者，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爲著要挑選一個人的幾篇文章，不僅要讀完他的全部著作，了解這個人的曆史環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還要卷排篇比，從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之下，很慎重的挑出最適當的足以代表的東西。有專集的一代的名家固然要選，就是無名的，次要的，文壇上的“草澤英雄”，難求的典籍，散佚的文章，也不得不費盡苦心去搜尋，耗盡精力去選擇，以期免于遺憾。但這樣並不就夠，還有那更重要的，更基本的，選者的態度眼光，也就是所謂觀點的問題。賀裳說：“作文而不能自立一解者，不如焚筆也；作詩而不能自辟一格者，不如絕吟也”，文選家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的觀點，獨特的眼光，其結果是必然的失敗，選文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遺憾得很，現代的文選，雖然因印刷的便利，而出版的特別多，但真正的把選文當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業，嚴肅耐苦去做的，卻很少其人。蕭士玮說他自己的文章分內外編，“內編，余精神淵潴于斯者也；外編，聊爲救饑計也”，大概這些選文家的目的，只在單純的“救饑”，于是，遂不管自己的力量夠不夠，也不問將如何遺害學者，盡一日半日之力，從已有的選本中，拉扯拼湊，雜拾成書，便爾問世，甚且目空一切，以選家自命，不怕識者齒冷。如果有人肯耐煩，只消把同樣質的所有選本買到，依出版時日順序排列起來，立刻是可以發現有些選家是怎樣的東偷西竊，怎樣的漫無准則，蕪雜不堪。

　　這是文選家的恥辱，也是現代的社會裏必然産生的現象。

　　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之下，爲著廣大的學者，爲著文化事業的前途，我覺得有清算，檢舉，自己刻苦的批評的必要。而把選文當作和寫作一樣重要嚴肅的選家，是更應該鼓起勇氣，在選本價值的比例上，來消滅這些畸形的現象。尼采歡喜讀那每一個字都是用作者自己的血寫成的書，選文家必須用同樣的態度，來理自己的選本，才能有好的成果。

　　錄自１９３５年３月《夜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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