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漫憶汪曾祺上一小節]學”）供“說說唱唱”發表。他不便指揮別人，就叫我隨他和姚錦一塊去采訪。我問由誰執筆寫？他說采訪完再商量。采訪完他和姚錦像商量好似的說：“三人你最小，當然由你幹，你交個初稿，我們倆修改，算集創作。”我當天開了點夜車，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們修改。等刊物出版後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說，卻署了個頗爲奇怪的名字：“錦直”。我問汪曾祺：“這名誰起的？錦直是什麼意思？”汪曾祺說：“姚錦起的，錦直就是姚錦的侄子！”我說：“她這麼寫你也不改改？”姚錦又搶著說：“他改了，原來我寫的是汪錦侄，是汪曾祺、姚錦兩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刪去了……”，我這才知道上了這大當。

　　那時沒人認爲汪曾祺懂京戲，連他自己也不這樣認爲。北京文聯有人專管戲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蘭芳。而且文化局與文聯合署辦公，戲改科就在編輯部樓下，哪個團要演新戲，都要請他們去指導、審查。文化局和文聯的業務幹部，差不多都有一個“審查證”，什麼時候要看戲，進劇場通行無阻。我們那個辦公樓裏幾乎人人會唱戲，連通訊員都能紮上大靠上臺唱《界牌關》，可就沒人聽說汪曾祺也懂京劇。

　　曾祺看戲倒是有平的，有些見解不是那些裏手們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議論：“很有點兒希臘悲劇的韻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責和內心恐懼折磨得發瘋，白日見鬼，好，想象力豐富，編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這種大寫意的表演法是中傳統戲劇藝術的優勢！”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對劇本的編排結構，對裘的唱功作功，他贊不絕口。演到姚期父子綁上法場，他擊節叫好說：“真是大手筆，好一出大悲劇。”但演到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著皇上赦免姚氏父子，並帶姚剛到前線殺敵立功，他像氣球泄了氣，連連搖頭。全場觀衆都出口長氣露出笑容時，曾祺卻遺憾地再三歎氣說：“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劇，叫這麼個輕佻的結尾毀了！”

　　比起看戲來，曾祺更愛讀書。有一陣曾祺讀《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們聊幾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認爲最精采的部分是對範進老丈人的描寫。平時他對範進舉手就打，張口就罵，範進中舉後高興得發了瘋。要靠他打範進嘴巴來治病了，他手舉起來卻哆嗦得打不下去了！這看起來滑稽可笑，細一思忖卻讓人心跳。中人有這種心態的豈止只有屠夫？

　　可誰也沒想到在這陣閑談之後，有天他拿來部釘成本的稿件，帶點惡作劇的神情對大家說：“閑著沒事我寫著玩，弄了個這個。你們誰想看看連解悶？”看到題目是《京劇劇本·範進中舉》，屋裏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劇？”

　　幾個朋友先後都看了，得出的意見幾乎一致。人人欽佩，沒有誰說寫得不好。有的說：“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說：“遣詞用語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遊戲之作。”可也沒有一個人說適合上演，在舞臺上會紅！

　　這劇本就擱在那兒了。劇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寫的。那時他和我都還在北京文聯工作。此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他調到“民間文藝研究會”，都離開了北京市文聯。

　　1956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響應偉大領袖“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要到工農兵群衆中去”的號召，到建築公司作了基層幹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電話，：“喂，範進中舉由奚嘯伯排出來了，星期天在慶樂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實講連這劇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當然好，不光我去了，還帶了公司一位曾在劇團拉過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傳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柵欄。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戲改科同志和文聯同事。大多數是內行。

　　奚嘯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頗有文人氣質，是梨園界少數幾個懂書法會寫字的人之一，演範進中舉怕是再難找到比他合適的人了。不過奚先生嗓子有個特點，音好音量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雖然身上不錯，但纖巧而欠誇張，因此這出戲聽起來有味而不叫遠，看起來有趣欠火暴。這一來就突出了這劇本適宜讀而未必適于演的特點。所以戲看完，朋友們都覺得詞雅意深，但未必會得到普通觀衆接受。但戲改科的同志對此還是十分支持的。

　　他們跟我說：“曾祺頭一次寫戲，能達到這平就不錯了。他以後要能接著再寫，准會越寫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時高興，不會拿寫劇本當正業。

　　果然，不久就來了個文藝早春。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召開，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切平和了，文章的題材、裁、風格多樣化起來，真有點輕松靈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沒再弄劇本，倒是寫起他拿手的散文來了。《公共汽車》、《下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學》上，在《詩刊》上一篇接一篇發了出來。發一篇招來一陣掌聲。這是他進入新中後第一次在全的大刊物上發表純文學作品。也是我們相識後我見他最意氣風發，得意而不忘形的時期。可惜好景不長，剛進入1957年5 月，報紙上就發出了《這是爲什麼？》的社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反右派鬥爭！

　　汪曾祺這樣的人，命裏注定是不了反右這一關的。盡管他從來不鋒芒畢露，也沒寫冒尖帶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請回北京文聯參加座談會，我說了話他沒說話，可還是和我一樣被錯劃成了右派。但當上右派後我倆運氣卻來了個剪刀差。我一頭跌進深坑，再沒緩過氣來。他卻因禍得福，先是碰到個比較講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單位，使他在勞動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嚴和閑心。碰到1962與1963年暖流回，竟然續寫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說。這是新中成立後，他發表的首批小說。接著在安排工作時，靠了北京有關單位和熱心老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以他寫過《範進中舉》爲理由，把他調進了北京京劇團，當起了專業編劇。當時我在邊遠的改造地點，獲得回京探機會，立刻約林斤瀾一起找到曾祺爲其祝賀。我們避而不談文學，只講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蓮花白”，做了一個冰糖肘子，一個炒蛋，他頗爲得意他說：“你們知道嗎？以前飯館招廚師，考他做菜手藝炒蛋。蛋炒得好，別的菜不在話下……”

　　沒想到這一調動還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樣板戲”，但我還得承認“樣板戲”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還曾背著個曆史問題黑鍋，所以他在北京文聯積極申請入而難以如願。幸虧他搞“樣板戲”得到旗手賞識，有關方面認真調查其曆史，才發現所謂曆史問題是個荒唐的笑話，掀去了扣在他頭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憑這一件，能否挺過文革十年，很難猜測。

　　汪曾祺靠“樣板戲”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門，但始終保持清醒，從沒有燒得暈頭轉向。這時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腳。這時他已搬到城裏住了，我回北京探，事先沒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驚喜。談話中我表示爲他的境遇高興，相信他在順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說：“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份之想。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在那種形勢下，他頭腦不熱，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幫”倒臺後，他沒有說不清楚的事。既沒與人結下仇，也沒給人下過絆，順順當當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代。當然經過這場大風波，他感到有點疲勞，嘗過一輪大起落對世事有點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陣。這時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著他一塊幹，不能叫他消沈！”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爲一套叢書。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願收，解放後的不夠數。斤瀾知道後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與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寫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

　　寫過“樣板戲”的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界仍然閃光，但他並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飾臭名昭著的“樣板戲”。這很顯示他的人格和魄力。當有人懷念、留戀、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樣板戲”，甚至辯解說“江青跟樣板戲並沒多大關系”時，汪曾祺卻不怕丟人，敢于露醜，現身說法，以自己經曆的事實證明江青是怎樣奴役藝術界，使其爲“四人幫”反動政治服務的。汪曾祺並不因爲自己受益于“樣板戲”就顛倒黑白，誤人保己。我曾在一個會上說過，就敢于否定樣板戲這一點來說，汪曾祺是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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