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學良早年的經曆中，不難看到，作爲一個自幼
于“東北王太子”地位，年紀輕輕就帶兵打仗的年輕將領來說，他能虛懷若谷，團結部屬，並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不隨波逐流，確是難能可貴的。但他的不同凡響，還不止此，在瞬息萬變的政治軍事鬥爭中，他也是敢作敢爲、雷厲風行的。據說，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帥的珍貴遺物，他很喜愛，一直把它帶在身邊。這刀做工精致，鋒利無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寫的是：事到臨頭須放膽。他很欣賞這句話，而且看得出來，這對他以後的行動也不能說沒有影響。
但張學良並非魯莽之輩。他多思重謀，機敏堅定，終于成爲奉軍中一員饒勇善戰的優秀將領，並在兩次直奉戰爭中顯山露
，開始引人矚目了。
第一次直奉戰爭發生在１９２２年，不過它的起因卻早在兩年前就出現了。“一九二○年曹、吳倒段之役，由于當時總統徐世昌的袒奉，奉軍進關，唾手而得京津，不但軍事上坐收瓜分段派邊防軍的好，而且政治上又使
奉的梁士诒得以組閣。曹、吳看在眼裏，恨在心中，而一時無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和奉軍的失敗。”①很明顯，那時曹锟、吳佩孚與張作霖的矛盾，還是權利之爭，因爲“自一九二○年直奉兩方聯合打倒皖系以後，共同的敵人沒有了，從而雙方又發生了新的矛盾……總的說，直系擴張了陝鄂兩省的地盤，而江蘇又和直系接近（江蘇督軍李純暴斃，直奉雙方爭奪他的遺缺，直系的齊燮元當了江蘇督軍，使奉方大爲不滿——引者），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組織反直同盟，其中趙倜，盧永祥和舊交通系的首領梁士诒等是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經張作霖舉薦，梁士诒是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內閣總理的，因爲他有那樣的背景，上臺之後自然向著奉系，爲使其進一步發展軍力，曾積極爲之籌款。後他的內閣又“有以開放鹽行、管理緝私爲條件借款九千萬之事”，遭致吳佩孚的公開反對，吳通電指責梁的借款是賣
行爲，並聯合蘇、鄂、贛、魯、豫、陝六省督軍省長電請徐世昌速免梁職；同時聲稱在梁未下臺前，他們將采取不合作態度，拒絕接受梁的任何命令。這麼一鬧，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過的，張作霖也覺得臉上無光。其實，吳佩孚反梁還並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反奉張，要奪權，他們當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關鍵還在于他的後臺張作霖。張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衛京畿”爲名，發兵入關，並也公開指斥曹、吳作亂，破壞統一。直系軍閥也不相讓，馳電回擊，內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筆，則爲
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等語。張作霖聞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間，雙方便兵戎相見，互相攻殺起來。
戰爭初期，奉軍憑著兵多將廣和銳不可擋的士氣，曾連連得手，打了一些勝仗，尤其西路長辛店一仗，直軍大敗，幾乎不可收拾。可是後來直軍忽然反攻過來，並且攻勢甚猛，奉軍措手不及，有的地方還被抄了後路，終于潰不成軍，竟被直系軍隊打敗了，而且，還敗得很慘。如果不是張學良和郭松齡率領的新軍比較得力，在危急關頭，連打了幾次頑強的狙擊戰，張作霖的很多軍隊只怕是連退路也都會被截斷，退也無可退了。這不能不使稱雄一時、縱橫無阻的張作霖大爲震驚。一想到他的幾十萬軍隊竟被吳佩孚這後起小輩擊敗，就又氣又恨，心中象翻了個五味瓶，使他坐立不甯。
但畢竟，這次的敗北，也使張作霖那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了點，他不能不重新估價他的張家軍的戰鬥力了。但是不是直系軍隊就很強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說的，直軍的勝利，是由于吳佩孚指揮有方、神機妙算的結果呢？那也不是。奉軍的失敗，自有其致命的弱點，這是不消說的。但直軍的勝利，卻也有一定的偶然
。
在這次戰爭中，曾任直方張錫元參謀長的孟星魁就認爲“直軍的勝利出于偶然和僥幸，還是借重于馮、張等部的客軍。”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戰爭開始時，直軍打得並不好，因爲當時吳佩孚怕駐防河南的趙倜發生動亂（趙與奉張有舊，有二心），住在洛陽不敢動。直到陝西的馮玉祥（當時屬于直系）出了潼關，並派張錫元和李嗚鍾兩個旅先行到洛陽後，他才到了前線，並又急電張、李二旅星夜北上。本來，西路奉軍得勝，直軍已敗，現在援軍到達，便又重整旗鼓，“張旅加入西路正面出擊，李旅則從大灰廠拊奉軍之背。奉軍方面認爲直軍已無力作戰，有些麻痹了，現在看到大批直軍忽然從正面打了過來，而且還有伏兵抄了他們的後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爲是中了直軍之計，于是張景惠下令全線撤退……吳佩孚即令張錫元之旅迅速前進追擊，進入天津。這時京津間消息不通，因爲東路奉軍受西路敗退影響急向後轉，把鐵路電信都破壞了，因而京津隔絕。這時直軍實際前進到天津的只有張旅，而奉軍不知，幾乎草木皆兵……”③
張作霖這一次是栽了個不小的筋鬥。而且，偏偏還禍不單行，因爲奉軍戰敗，直軍又占上風，總統徐世昌又變了臉，下令免除張作霖本兼各職（即東三省巡閱使，蒙疆經略使，奉天督軍兼省長等）要把他趕下臺。但這時已今非昔比，張作霖在東北大權在握，憑一紙手令就罷他的官，也不是那麼容易。命令發布不久，東三省議會便出面舉薦張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幹脆宣布東北“獨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識到，年紀不饒人，看來自己的銳氣已不如當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陳舊了；軍隊的武器裝備雖然不錯，但缺乏訓練，紀律不嚴，還是“
拉巴子是免票，後腦勺子是護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還有，過去他總認爲，象張景惠、吳俊陞、孫烈臣、張作相和湯玉麟等，都是跟著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難弟兄，是他的得力幹將；而象兒子張學良以及楊宇霆、韓麟春、姜登選、郭松齡等新派將領，則畢竟稚嫩，是不能與前者相提並論的。可是這次作戰，有兩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變了，原來“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戰爭，奉軍舊派的軍隊在長辛店作戰，新派的三、八旅在楊柳青以西作戰，結果長辛店方面的舊派軍隊潰不成軍，而楊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則雖敗而未潰，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團在山海關的浴血奮戰。原來奉軍在長辛店和楊柳青戰敗以後，直軍以破竹之勢直追到山海關，滿以爲一舉可以搗毀奉張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關石門寨之線，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團的猛烈抗擊。王部戰鬥力強，遠遠超出曹、吳意料之外。結果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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