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換旗前後上一小節]獨占東北，則是民族矛盾。我們不應該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列，更不應該置階級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則的話，如果認爲張學良歸順民政府，投靠蔣介石，是加強反動統治力量，不可贊揚，難道我們可以贊揚溥儀在東北建立僞滿洲嗎？對于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難道我們可以支持漢的分裂活動嗎？”⑦

　　顯然不能。所以，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主政後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決策，將它稱之爲愛主義行動決非溢美之詞，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張學良能做到這一步，能夠力排衆議、真正實現自己的主張，也並不容易。那時，他不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幹涉，而且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存在著複雜的鬥爭，令人震驚的“楊常事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有人也許會說，東北易幟取得勝利後，天下並不太平，張學良本當團結部屬，砺精圖治，共保東北河山，以不負衆望才對呀，爲什麼在換旗後不久，就突然決了在東北領導集團當中舉足輕重的楊宇霆和常蔭槐呢？有人說，少帥剛剛主政，極需維護他的權威。在此特殊曆史條件下，張對野心很大的楊、常采取斷然措施，消除隱患，從此事無掣肘，有利于鞏固東北政權，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說，事情沒有那麼嚴重，他們有致死之憂，無該殺之罪，楊、常二人的被殺，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撥，張學良是中了敵人的反間計了；有的則認爲，楊、常固然是有錯誤的，但置的方式是不是過于嚴厲了？難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嗎？實際，這一點張學良並不是沒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過，也作過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過，細想一下，也不奇怪，因爲張學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說明他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之深，同時也不僅僅是什麼政見不同的問題，而實際“是當年東北統治者內部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很難避免的政變。有的同志說，這是因爲中缺乏民主與法製的結果，不免有些‘書生之見’。翻開中外的曆史，考察當今世界，有哪些政變是事先經過法律的程序呢？當時，張、楊的矛盾已勢不兩立，楊慾殺張的風聞，亦時有傳說，楊之進逼，使張已達到了‘實難忍受’的地步，已遠非法律程序所能解決的了。”⑧當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謂：“如果楊‘退歸鄉裏’或‘冥鴻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楊宇霆這樣貪戀權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曆史舞臺呢？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說：‘決楊、常，是逼出來的……最後只有一條路，你死我話。’張之除楊，實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楊，東北將政出多門，更加混亂，這是日本侵略者最歡迎的。”⑨

　　這就清楚表明，張學良之殺楊不是偶然的。說是楊專權跋扈也好，是權力之爭也好，總之楊之所作所爲已成爲東北政權內部的不安定因素和嚴重威脅，既是他要孤注一擲，張學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險了。

　　當然，也有不以爲然的，如認爲問題是存在的，但並不那麼嚴重，主要是張學良多疑，或謂這是以私廢公，公報私仇等；有的說是因爲日本人的挑撥，還有的說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間計，因“張之殺楊，主要因爲楊與白崇禧勾結，白要楊‘推翻張學良，取而代之’，蔣介石探知，密告張，要他‘先下手爲強’。”……

　　這些說法，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不過，若只強調某一點，以偏概全，特別是忽略了促使張學良必慾除之的他的日問題，也是欠妥的。至于說，還有的認爲楊、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這樣做，“使東北當局的對日對蘇交涉失掉了樽俎折沖的人，東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導致了東三省的迅速淪喪，似乎是闖了大禍，這就更未免言過其實了。

　　對楊、常事件究竟應當怎麼看？它的真相和內幕究竟是怎樣的？這是個比較複雜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有必要再作些專門的研究、探討。而這，顯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且待另辟專題，詳加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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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報》盧瑞升的摘編文章，原作發表于《文化周報》，作者：王海、連義。

　　②　張華柱，《遼甯錦縣張作霖墓園》，載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報》。

　　③⑤　張同新：《民新軍閥混戰史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爲家統一而矢志奮鬥的張學良將軍》，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張學良東北易幟述評》，張學良暨東北軍史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論“槍斃楊、常”》，見《社會科學輯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換旗前後》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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