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莫須有公案上一小節]秀，本來就是蔣介石派來觀察我張漢卿動靜來的。您說，我不苦中作樂，又有何辦法應酬？”

　　張學良一席話，說得于鳳至和趙一荻良久沈默無語。

　　他們都深深理解張學良的話是發自肺腑的真誠話。忽然，趙一荻打破沈默說道：“漢卿，你看看這幾句詩。把你和我都罵得淋漓盡致了。連我和朱五小，還有電影明星蝴蝶（應爲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實，你明明只和蝴蝶見了個面（胡蝶本人說沒有見過面，這裏似欠確切——引者），哪裏在一起跳過舞呀？”

　　張學良接過那張《重慶日報》，見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進奉天。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鑼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娃舞一回。

　　于鳳至和趙一荻盯盯地瞅著張學良，知道他讀罷這詩，定會大發雷霆的。你看他那雙手真的哆嗦起來了，臉由青變白，由白變紅。漸漸，張學良將一腔莫名的委屈、憤懑和懊惱，克製下去。很快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把那報紙擲于幾上，說道：“罵得好！”

　　于鳳至和趙一荻一驚：“罵得好？”張學良也不解釋，只是追問：“這詩是什麼人寫的？”趙一荻氣咻咻地說：

　　“廣西詩人馬君武！”張學良又把報紙拿來，上下看了一回，說：“九·一八事變，對我張學良不滿，百姓對我恨之入骨，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爲他相信我張學良是個有血的中人！馬君武用詩來刺激我，是讓我奮起抗日，有什麼不好！不過我張漢卿的苦衷天下人怎麼知道？大，小，我已經派人帶著我的筆信和黃绫子，回東北去聯絡舊部了。馬占山和蘇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會長久的！……”①

　　由上面的這段記述看，在那個時候，盡管張學良的看法還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但他能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就說明他還是愛的，是要抗日的，東北的淪陷，他確有難言的隱痛與苦衷。

　　馬君武是個怎樣的人？他爲什麼寫此詩？當時人們是怎麼看的？馬君武對抗日問題的認識有無變化？與此詩有關的現在仍然健在的當事人又是怎樣看待這樁不大不小的曆史公案的？談一談它的來龍去脈，看來還是有這個必要的。

　　前些時，曾在報上看到張宜雷寫的談馬君武及其詩作《哀沈陽》的文章，倒是有一個比較扼要的介紹，他寫道：

　　馬君武名和，字貴公，廣西桂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即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後爲清廷追捕，逃往德，入柏林大學，成爲中第一個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獲得者。回後在內首次製定無煙炸葯。

　　辛亥革命成功，曆任孫中山總統秘書長、會議員、實業部總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廣西省長等職。又曾編撰我第一部《德華字典》，譯達爾文《物種原始》，是“我近代第一流的學者。”

　　他還擅爲詩，與柳亞子先生等同爲“南社”的臺柱。

　　曾寫過《華族祖歌》等不少充滿愛主義精神的詩章。

　　他翻譯的英詩人拜倫的名詩《哀希臘》，更是在反清革命的愛志士、熱血青年中傳誦一時。“九·一八”時期，他寫了《哀沈陽》二首。今錄之如下：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舞幾回。

　　馬君武這兩首詩沒有將批判的鋒芒准確地指向不抵抗的蔣介石，卻指向了作爲替罪羊的張學良，是由于他不知內情所致。但激蕩其間的愛主義精神卻異常強烈，慾此二詩當時傳遍全。②

　　另據陳鍾瑞談：“……後來，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內幕，便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指責說：‘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占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憂憂民、嫉惡如仇的耿耿愛赤忱躍然紙上。這封電文發表後，曾有力地推動了全的抗日救亡運動。”③

　　這些文章資料，對此事的分析評價，除了所引的詩在個別詞句上與原詩稍有出入外，總的來看，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無疑的，馬先生的詩是有缺陷的，這不僅廣大讀者這樣看，就連作者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後，以通電的形式公開斥責汪、蔣，這可以看作是他對上述詩作的一種否定，這位被周恩來同志譽爲“一代宗師”的著名學者，是位知錯必改的人。同時，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對馬先生的介紹也並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該詩的不足之，也肯定它的積極意義。當然，它講的均較簡略，對此詩的曆史背景與所牽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筆帶過，或未曾涉及，爲進一步弄清事實真相，似仍需略加補充。

　　這兩首詩文字不算深奧，雖不能說明白如話，還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有些地方還要作些注釋，方可對它有個透徹的了解。詩裏所說的趙四，就是趙四小，其用意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啓钤的五女兒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學銘太太的五。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好友朱秀爲妻。至于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的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難家仇置于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飯店與胡蝶跳舞。這當然不是事實，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劇院看戲，這已在前面談到了。至于胡蝶，當時並不在北京。而且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胡蝶女士（現僑居海外）近年來在她寫的回憶錄裏，針對此事也說過：“世間上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沈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爲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後約一周，未料到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製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民政府中的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于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爲蔣介石、同時也爲日本侵略者開罪責。可謂用心良苦。難怪胡蝶女士前些時在追述這樁往事時，仍感寒心，她把這事稱之爲“該結束了的‘莫須有公案’”。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樁公案應該說現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該結束了。所謂“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過，關于張學良與胡蝶是否見過面，有無交往，仍衆說不一。其實，對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裏也講得很清楚，她告訴我們：“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一九*四年六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⑤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這個真實情況，對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樁曆史公案的真僞，就會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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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趙春江、窦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張宜雷：《馬君武及其詩作“哀沈陽”》，載《武漢晚報》。此所引系《文摘報》摘編稿。

　　③　陳鍾瑞：《中第一流的學者——馬君武》，載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團結報》。

　　④⑤　轉引自胡蝶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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