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關鍵時刻的抉擇上一小節]有另一種考慮，這就是他天真地認爲，陝北紅軍人數少，武器裝備差，打也不難；從另方面看，陝西離東北近，一個新的抗日基地，一個打回老家去的鞏固後防，卻可很快建立起來，這不也是一樁好事嗎？

　　然而，這一回張學良又過于樂觀了。由于東北軍長途跋涉，在陝西人地生疏，與群衆關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卻跑到陝西打紅軍，老百姓不喜歡，因而消息不靈，滿眼漆黑，被動。而紅軍呢，人數雖少，卻與群衆關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受到歡迎；他們消息靈通，如魚得，光明。以致盡管東北軍不論在兵力或裝備上都優于紅軍，卻屢戰屢敗，一籌莫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在陝北甘泉的勞山一戰，東北軍一一○師被紅軍殲滅，師長何立中被打死。１０月，東北軍一○七師又在甘泉的榆林橋與紅軍交戰，該師一個團被消滅，團長高福源被俘。這兩仗，使張學良大爲震驚，他那時是懷著不安和苦惱的情緒離開西安去南京參加民的“五全大會”的。臨走前，他曾囑咐部下，不要輕舉妄動，不能再前進。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紅軍在長征到達陝北後的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一○九師又被全殲、並活捉師長牛元的消息。

　　接二連三的慘敗，使張學良大爲震怒，也甚不安。那時，他和楊虎城都正在南京參加民“五大”，看到張學良心情不好，楊虎城勸他不要過于傷感，出路總是會有的。張頗感動，他們的關系也更密切了。

　　不過，對于董英斌（東北軍軍長）部牛元師的被殲，張學良仍然感到憤懑：“前已有令在開會期間不許行動，因何違令？急慾飛返查辦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憶錄的作者，時任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隨行，並未詢問氣象狀態，即自南京起飛，一路在雲霧之中，盲目飛行，飛機又無定向設備，按時間與距離計算約達河南平原之時乃猛降低飛，才找到平漢鐵路。飛機離地不過二百公尺，沿平漢路北飛找到黃河，再沿黃河西飛，過孟津以後，河曲山高，雲重谷狹，不能辨別前景，危險萬分，最後才找到洛陽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車返陝。查得牛師失敗原因，乃董軍因缺糧而請示總部今後行動方針，總部的指示僅說明該軍遲早是要東進的。董軍長誤解電意，又因鄜州（今富縣）糧食較豐，遂貿然令牛師東進。張將軍對參謀長晏道剛、軍長董英斌大加斥責。”⑤

　　嚴厲地訓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尋求對策也好，這在那時實際是不可能收到什麼顯著效果的。嚴峻的現實促使張學良不得不考慮：今後怎麼辦？東北軍向何去？

　　鑒于東北軍的失敗和極爲不利的境，人們也許會說，東北軍不是很有名氣的軍隊嗎？爲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也許被紅軍消滅的剛好是原本就很差勁的軍隊吧，不然爲何如此不堪一擊？實際不然，這全是東北軍中比較精銳的部隊。問題很明顯，這主要還不是軍隊戰鬥力強不強的問題，而是打得對不對的問題。說起來左一個“安內”，右一個“安內”，似乎振振有詞，實際是人民反對，師出無名，哪能不敗？也正因爲經受了這些嚴重的挫折，才使張學良終于認識到，與紅軍作戰不僅很難取勝，也是沒有出路的，如果象這樣不停地“剿”下去，紅軍消滅不了，而東北軍的這點老本反而會被折騰光的，還談何抗日，談何收複東北呢？使他尤爲氣憤的是，他的這些損失，南京“中央”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削減了一一○師番號，減發東北軍軍饷，實得軍饷只有民中央軍的七成。而他關于要求南京民政府撫恤兩位陣亡師長家屬每家十萬元的提議，也遭拒絕。他們公然冷落他，給他穿小鞋，甚至連一句撫慰的話也沒有。所有這一切，不能不使張學良感到屈辱和憤怒。從另方面看，紅軍與東北軍的關系也漸漸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許多被釋放回來的官兵，成爲紅軍和統一戰線政策的義務宣傳者。許多過去關于共産和紅軍的謠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來的仇視和疑懼心理逐漸消失，一種欽佩和懊悔之情卻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現兩軍對壘，將不打，兵不戰的和平共的景象。張學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懷著訪問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于會後匆匆趕到上海，對杜重遠作了拜訪、作了長談的。

　　杜重遠是吉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後在沈陽從事陶瓷業機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陽市商務會副會長，是東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實業家。“九·一八”事變後，他南下到了上海，當了進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編。他思想進步，主張抗日，是個愛主義者，也是民主主義者。他那時，工作原本是順利的，後因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爲《閑話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悶棍，刊物被封，人也被關到監獄裏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麼法或做錯了什麼事嗎？實際並沒有，那他爲什麼竟被判了刑呢？原來，在他編的刊物上登載的《閑話皇帝》犯了忌。其實，那文章是明明白白，並沒有要去攻擊誰的，它只不過提到天皇是個生物學家（事實如此），按照憲法，天皇無實權，所以閑得很，常以搜集動植物標本，作爲日常工作等，這無一字歪曲，也無一字不敬，是講的實際情況。可日本人卻不高興了，通過他們在上海的日文報紙，大加筆伐，硬說是“侮辱天皇”，並由日本政府向民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府對日本一向遷就，看到抗議，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對杜重遠提出公訴，判了他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當時，他正在上海某監獄服刑。不過，由于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對，全各地都聲援杜重遠先生，當局雖然不肯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對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轉移到一所療養院治病，通訊、會客，一般是不限製的。在友人的幫助下，他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更進一步提高了認識。也就正是在這一年的１０月間，他和高崇民曾聯名給張學良寫信，勸他聯共抗日，勿再遲疑。

　　張學良與杜重遠是老相識，早在杜重遠在沈陽開設新式肇新窯業公司時，他們就認識了。張學良對他一向敬重，引爲知己。相見之後，二人就聯合戰線與抗日救等問題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杜對張分析形勢，著重介紹了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他強調指出：東北軍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戰經驗的部隊，士氣也高，應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作用；日寇雖猖狂，並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氣節；只有萬衆一心，堅決抗擊日寇的侵略，中才有光明的前途，東北軍才有前途，他個人也可以有榮譽，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兄弟只知阋牆而不知外禦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險的，不僅談不上什麼光明的前途，還有滅亡的可能，這是毀滅之路，是萬萬走不得的。杜重遠的話，使張學良很受啓發，使他進一步看清了東北軍前進的方向。有人說，“杜重遠是最初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幕後策劃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此同時，他也會見了從蘇聯回的原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他們也是老相識，張學良就與紅軍聯合抗日問題，請他從中聯絡，給予協助，他欣然應允，以後確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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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張學良：《西安事變忏悔錄》，是１９６０年在臺灣發表的。就西安事變來說，張學良是有大功于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應該、也不存在什麼要“忏悔”的問題。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發表的，引文僅供參考（此系援引張魁堂有關文章注釋）。

　　②　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據一位同志的回憶資料編寫的，原文散失，出不詳。

　　④⑤　何柱：《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見《西安事變曆記》，中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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