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學良對反蔣抗日方針的不同看法，認爲他的意見是有一定代表
的，既然象張學良這樣願意走聯合抗日道路的人對“反蔣”都難以接受，顯然，如仍堅持反蔣，對擴大統一戰線是不利的，所以采納了他的建議，將“反蔣抗日”改爲“逼蔣抗日”，“在５月５日發表的東征回師通電中，就沒有再提反蔣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
範圍內、首先在陝甘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
辦法。……在《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說：‘目前中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主義，所以把日本帝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還說：‘在日本帝主義繼續進攻，全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民
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①
紅軍爲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東渡黃河，不料，受到蔣介石和閻錫山軍隊的阻攔。爲了顧全大局，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決定回師河西，停止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並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全人民宣布，出師抗日的紅軍之所以回師黃河西岸，不是對民軍隊的堵截和進攻畏懼了，而主要是“認爲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防力量的損失，而爲日本帝主義所稱快。”故決定“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海陸空軍、全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並慎重地勸告南京政府：“在亡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爲漢
賣賊，則諸公之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爲全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雲：‘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中共産的這些深得人心的舉動和決策，張學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擁護的，他對聯共抗日和爭取蔣介石等民最高決策人物共赴難更加積極了。據劉鼎回憶，在那個時期，張學良“主動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蔣介石走到哪裏，他就走到哪裏找蔣介石談聯共抗日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陽二次，西安一次），幾乎達到每月一次。談話中蔣介石總要擺出領袖架子，讓張學良聽他的話。蔣對張說，自己已經吃了共産的虧，頑固地認爲和共産合作是不可能的，責備張學良年輕無知，易受騙。張學良一向好勝，不肯隨聲附和，堅持勸蔣抗日，說：“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東北失去，再這樣下去，軍隊都不聽我的了。”兩人總是談不攏，時常沖突。
至于說，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陝西地方實力派領袖楊虎城，他的進步傾向更是衆所周知的。出身貧寒，飽經憂患的楊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過反清的革命隊伍，以後又加入護軍和靖軍，投身討袁鬥爭，反對北洋軍閥，支持北伐戰爭。作爲一個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愛思想和正義感的軍人，他有一顆救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
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後
推前，跳上頭幹一場。”“西北大風起，東南戰血多。風吹鐵馬動，還我舊山河。”從他早年所作的這些充滿革命激情的詩裏，不難看出他是痛感社會黑暗、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禍亂、萬姓鼓舞”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又增加了一層憂慮，對日寇的瘋狂侵略也特別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當日本帝主義占領我熱河省、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時，他曾向蔣介石要求將十七路軍開赴華北抗日。當馮玉祥、吉鴻昌等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大批彈葯。１９３６年綏東抗戰，楊虎城又多次請纓殺敵。一次再次的愛要求，都被當局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對的。②所以中共對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視，並且也是開始得比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當楊虎城到南京參加民“五全大會”時，在南方從事地下工作的南漢宸就委托申伯純到南京去見他，向他介紹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後來，中央還派汪鋒帶著毛主席的
筆信，到西安來找楊虎城。汪鋒臨行前，毛主席接見了他，向他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西北軍的情況，指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們與蔣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顧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楊虎城爭取到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這一邊來的。
這也就是說，在那時，團結爭取楊虎城有利條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不過，汪鋒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說，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這次出去，當力爭談判成功，如果談不好，有危險，也不懼怕。主席說，你說得很對，現在的時機是好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成功的可能很大，但困准和危險是有的，我們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備，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還具指示：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③
當時，汪鋒正是在這種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前往西安與楊虎城談判的。二人見面之後，汪即說明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並遞交了毛澤東、彭德懷給楊的啓信，信中說：“鄙人等衛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爲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镖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派及過去之行爲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于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再經深談，終于消除了楊對紅軍的誤會，下定了聯合抗日的決心，所以那時楊虎城雖爲民西北地區一位重要的軍事領導人，實際是一位抗日愛將領。據說，有一次，楊虎城從南京開會回來，駐守漢中鎮巴的二十一團來電話報告，說在一次戰鬥中，有三十多人後退逃跑，使本來穩
勝券的戰鬥一敗塗地。逃兵現已全部抓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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