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八月的西安上一小節]活路》是十七路軍印刷廠承印的，讓楊查辦。楊從容地說：軍需
不會印這種東西，請晏在市面上徹查。後來楊部查清是廉棟臣等二工人告密，楊將軍覺得對不起東北朋友即將廉等秘密逮捕，關押在十七路軍軍法，事變結束時將兩人釋放。晏道剛又去找張將軍，張學良一見《活路》小冊子，也很生氣，說：這樣的東西應當查禁，並應追查是何人所爲？他命令部隊查禁收繳。孫達生等又將收繳回來的《活路》，利用各種形式發給部隊。
後來經過特務們的明查暗訪，發現是高崇民所編，才知道誤捕了郭增凱。但是，特務們的哲學是“有錯捕，無錯放”，仍然把郭關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變，爲作張、楊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釋出來，一同去西安營救蔣介石。南京則對高崇民發出通緝令。此時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軍部，劉多荃亦在洛川，張學良密令王、劉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臺灣公布張學良寫的《我的回憶》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冊子出，內主張，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共抗日，此冊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熱、憋悶，沒有一絲兒風，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個炎熱的天氣。張學良從外面回到公館，因爲他剛剛聽過一個特務在西安橫行的情況報告，心中不悅，所以這天回來臉
沈，寡言少語，連晚飯也沒有吃好。
當趙四小
得知他煩惱的原因後，勸道：“漢卿，算啦，現在委員長要搞獨裁，學的就是希特勒、墨索裏尼的那一套，他們不光是在西安這麼幹，在其他地方也是這麼幹的，你不要理睬他們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這麼想過，”張學良若有所思地說，“俗話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咱們井
不犯河。誰料樹慾靜而風不止，我不理他們，他們卻偏要找我的麻煩，對我和東北軍進行監視，還向南京告我的狀，你想，這我能置之不理嗎？”
“是的，這是使人不愉快的。”趙四小坦率地說，“但我覺得，你還是要沈住氣，有道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又說：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他們雖然不一定都是地頭蛇，但象過去上海那些青紅幫流氓打手之類的人還是不少的。他們大都是些亡命之徒，爲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不到萬不得已，這個馬蜂窩還是不要去捅它爲好。”
這時三樓臥室裏的電燈閃了一下，原來窗外起風了，似乎還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響，遠隱隱傳來沈悶的雷聲。
“你談的有道理，這我能夠理解。”沈默了一會，張學良仍然耿耿于懷地說：“我可以暫時不理他們，但如果他們認爲我怕他們，認爲我軟弱可欺，那他就錯了，不客氣地說，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我也饒不了他們！”“不，漢卿，要冷靜，”趙四小繼續勸慰道，‘我總覺得，許多事還是要想開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這些人之所以敢于這樣胡作非爲，甚至連你和楊將軍都不放在眼裏，莫非他們是吃了虎肝豹膽了？不是，他們是狗仗人勢，有後臺老板撐腰，根子還在上面，漢卿，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張學良默默地點點頭，用贊許的日光望著她：“談得對！
霞，請你繼續分析。”
“其實，我的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趙四小看到張學良重視她的意見，便也就一發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了。“漢卿，這些年我們朝夕相，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個很關心政治的人，對于你的進退也都是淡然之，我常想，
事紛繁，爾虞我詐，宦海浮沈，風波疊起，要幹一番事業，談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壇，到僻靜過點清閑的日子爲好。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未免太消沈了，當此難當頭，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正是熱血男兒報效家之時，怎可消極避世？但也要看到，現在人心不齊，形勢複雜，你這個當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對，今後我再也不能盲從了。霞，你談得好，說下去。”趙四小的談話，使他感到
切，所以希望多聽聽她這些頗有獨到之的見解。
這是怎麼回事？張學良和趙四小怎麼在家中也議論起西安的形勢來？難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而地內戰前線的陝、甘邊區卻風平
靜，是一派西線無戰事的和平景象，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當局大爲不滿了。他們利用在西安的民
特務，四打探，似乎獲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報，終于發生了蔣介石密令民陝西省部秘密逮捕東北大學學生、中共地下員宋黎（宋在解放後曾先後出任旅大市市長、遼甯省委書記）和馬紹周、關沛蒼的事件。宋黎是應張學良邀請，來陝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的。特務們之所以抓他，對他的身份很懷疑，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覺得宋與張學良關系密切，想從宋黎等人的口供中，進一步了解張、楊聯共抗日的情況。特務們抓了宋黎等人還不算，還准備將他們押送南京審訊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機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堅定、果敢，由于他們及其部屬與特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沈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蔣介石的謀才未能得逞。
這就是發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因按韻目排列，這天是“豔日”，故人們常把此事稱爲“豔晚事件”。
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因歲月悠悠，人們的說法不盡相同，也有誤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前不久，“豔晚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宋黎寫了《豔晚事件》一文，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談得比較具
、詳盡，茲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綏靖公署交際長申伯純的電話，暗示民特務可能對我們采取行動，要我們加倍小心謹慎。情況危急，我讓馬紹周速到“總部”政訓找他的熟人弄清情況，以便決定對策。後來知道，他出去後就被特務逮捕了，羁押在民陝西省部。
馬紹周剛走，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幾個人進來找我，研究撤換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的事。當時我心裏很急，考慮他們年紀輕，怕嚇著他們不好明講，又擔心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只簡略說了幾句就讓他們走了。代表團負責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來要跟我深談，我不好推辭。他正在講著，突然門被踢開，接著闖進兩個人，進門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順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務橫眉豎目，聲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說完猛撲過來，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兩個特務架起我的兩只胳膊往外拽，剛出房門，特務頭目對他的喽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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