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我爲什麼寫《重逢》(金河)上一小節]“四人幫”有不同程度的抵製和鬥爭，但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也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有的是政治思想平低，把假馬列當成了真馬列，他們的錯誤跟紅衛兵錯誤的質相似。也有許多領導幹部已經感到林彪、“四人幫”的一套東西是可疑的，但是他們理智的一葉扁舟經不住時代洪流的拍天巨，或者出于“不理解也要執行”的組織服從，或者出于某種策略需要，也許是由于一種爲自己考慮，他們只得違心地跟著流走，因此他們做錯事時內心不能不是矛盾的、痛苦的，這正好同紅衛兵幹錯事時的心安理得形成尖銳對照。我選取的領導幹部的“亮相”和引起武鬥的升級只是領導幹部在矛盾心情中犯錯誤的一例。我看到有的領導幹部在威逼下宣布某個組織打砸槍行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在他們被宣布“解放”、“結合”的時候，又簽發“通令”，把自己的同事關進他住過的“牛棚”。他們也贊成把說了真心話的人，把他也不相信是反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在此地的“走資派”，一旦解放，到了彼地又大批別人的“走資派”。他們流著熱淚感激“革命群衆”的“幫助和挽救”，大講自己的“走資派錯誤”和“階級關系新變化”，他們也曾爲執行林彪、“四人幫”的一套方針和政策而辛苦勞……

　　沒有人去嫉妒他們充滿頒歌和玫魂花的結局，但是他們不應該對自己的錯誤諱莫如深，而抓住普通群衆和青年人的錯誤不放。青年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他們的。

　　在小說構思中，我放棄了正面批評某個領導幹部不能正確對待犯了錯誤的群衆或某個領導幹部能正確對待的說教式寫法。我想用對比的方法寫兩個典型人物的典型命運。從法律的觀點看，葉輝坐班房是罪有應得還是罰不當罪，我想得並不多，因爲我並不是搞案例。葉輝代表的是一代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跑到公安局去，但他們許多人的結局在本質上是相似的。朱春信並不是受審判的對象。他不能擔、也擔不起造成葉輝悲劇的責任。我對朱春信這樣的領導幹部是同情和贊賞的。他雖然在不得己的情況下犯過錯誤，但他有一顆正直的心，他對犯了錯誤的青年人寄以深切的同情，甚至對葉輝的都給以尊敬。如果我們的領導幹部在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的幹部群衆時都能反躬自問，我們就會少一點形而上學，家就會多一分安定團結。我把葉輝和朱春信的重逢安排在公安局裏，是爲了在不違反生活真實的前提下，使他們不同結局的對比更加尖銳，更加引人深思。

　　作爲文學作品，《重逢》的缺點是明顯的，但我並不懷疑自己的寫作思想的正確和它的現實意義。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的人許多都是思想單純、信仰專一的誠實人。誠實的人受了欺騙本來己很痛苦，如果再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嘲笑，那麼只好大家都別再做誠實的人。把今天的社會風尚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較一下就會發現，那種誠實該多麼可貴呀！我們決不可在受害者中再尋找“靶子”了。

　　盡管自認爲出發點是正確的，但寫這篇東西時我還是有過激烈的思想交鋒。我擔心的有兩條：一是會不會引起某些領導幹部的不快，二是會不會挨棒子。“四人幫”雖然倒臺了，但“四人幫”的幽靈還在時隱時現地徘徊。戰場上倒有奪過敵人手中槍武裝自己的情況，有的同志似乎也奪過初瀾、江天手裏的棒于武裝自己，沿用著“四人幫”的一套文藝批評的原則或模式。如果不快和棒子結合起來，我怕吃不消。但在許多朋友、同事和老幹部的鼓勵下，我還是把它寫出來了。

　　粉碎了“四人幫”，中華民族應該永遠結束說假話的曆史。對文藝理論我研究甚少，我覺得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文學才可能是有力量的文學。

　　小說發表後，收到了全各地讀者的很多來信，有熱情的鼓勵，誠懇的批評，積極的建議，難以一一回複，這裏謹向這些同志表示誠摯的謝意！

　　（原載《上海文學》197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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