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也評《重逢》——與杜哉同志商榷(宮常)上一小節]的罪犯。應該說，圖是准確的，也是真實的，因爲它正確地傳達出了小說的精神。而小說是不正確的、不真實的。因爲它歪曲了生活的本質，顛倒了是非和曲直。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葉輝有錯誤，但不是什麼“打砸槍首惡分子”，他不應該受到審判。但是，他也不是什麼革命老幹部的“恩人”、“勇敢的衛士”，更不是老幹部朱春信的“受害者”。無論在法律上、道義上或精神品德上，他都無權把朱春信放到“被告席上”加以審訊。是的，葉輝曾經不惜流自己的血和別人的血“保衛”過朱春信。但是，葉輝和他的“戰友”們“保衛”朱春信，是爲了什麼呢？事實上，不是爲了朱春信是個響當當的“革命老幹部”，不是出于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崇敬和愛戴，而是爲了（小說寫得很明白）“您站在我們一邊”，是“我們的”。“我們的”什麼呢？拆穿了說，是“我們”這一派手裏的一個幌子、一個籌碼、一個工具。葉輝“豁出命”來保衛的，除了這個“我們的”以外，還有什麼更崇高的東西呢？沒有了。小說雖然拉出他的母來爲他說了一大篇好話，但那些都是外加于這個人物形象的，是貼上去的一些標簽。葉衛革這樣一個爲“我們”這一派而英勇武鬥，流了別人的血，也流了自己的血的青年人。當然，我們不應該苛責他，更不應該作爲犯罪分子審判他。但是，我們也沒有理由讓他在道義上和精神上居高臨下，去審訊老幹部朱春信。

　　就小說所描寫的範圍而論，我認爲，葉輝固然無權審訊朱春信，朱春信也沒有理由受到別人的審訊。

　　但是小說硬是把朱春信放到“被告席上接受著審訊”了。爲什麼呢？據說是因爲他“參加武鬥”，“挑動群衆鬥群衆”，“製造武鬥流血事件”，應該“承擔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場武鬥的全部責任”，以及“把天真可愛的年輕人拖了進”武鬥殺人的陷坑（引號中的話，都是小說通過各種人物乃至朱春信自己的口說的，加在朱春信頭上，沒有加以任何批駁和否認的）。小說給朱春信羅織了這一大堆罪名，並把他推上了“被告席”，公正嗎？不，不公正！

　　是的，朱春信是有錯誤的。他不該看風使舵支持一派（確切一點說：投靠一派），封一派爲“革命造反派組織”，而另一派只是什麼“群衆組織”。他有些投機，有些怯懦，缺乏一個革命老幹部應有的高貴品質和堅定的原則立場。這是應該受到批判和譴責的。但是，小說批判（或者說，審訊）朱春信的不是這個，而是什麼“參與武鬥”拖人下的“犯罪行爲”。這個罪名能夠成立嗎？早在朱春信表態支持一派之前，小說承認，“東方紅”和“紅聯”，“早已分化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了。他們在“四人幫”的“文攻武衛”這一反革命口號的煽動下，發生流血武鬥是勢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朱春信的“亮相”，只不過做了他們發起這一場武鬥的一個借口而已。而且朱春信“亮相”以後，雖被“東方紅”總部封贈給他“革命領導幹部”的榮譽稱號，卻不是“東方紅”總部的領導成員。他在總部沒有職，沒有權，僅僅不過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東方紅”派掌握之中的一個幌子、一個籌碼、一個工具而已。他在“東方紅”派的庇護下，“過著東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他根本沒有參與這一場武鬥的教唆、策劃和指揮，他有什麼罪責可言？也許，如同小說通過朱春信的心理活動所暗示給讀者的：朱春信“應該叫兩派群衆停止這一場無謂的流血”，而他沒有這樣做。他的罪責就在于此。但是凡是稍微知道一點文化大革命曆史的人都知道，當年的葉衛革和他們的總部頭頭們，是只聽王張江姚自封的“無産階級司令部”的號令的。那時，所有革命領導幹部的權力都被“四人幫”剝奪幹淨，他們只有接受充盡的批鬥、毆打、折磨、任意擺布的權利，哪裏還有“叫兩派停止”流血武鬥的權威與可能？如果當年朱春信們真能有效地叫兩派停止武鬥，停止內戰，那麼，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小說《重逢》也就根本無從寫起。

　　總而言之，我認爲盡管小說在某些情節上寫得很細膩逼真，但在葉衛革們的流血武鬥和犯罪問題上，朱春信是沒有罪責的。理所當然，他不該受審訊！

　　誰都不會忘記，萬惡的“四人幫”，當年狂叫“文攻武衛”，煽動全面內戰，造成人民生命死亡和家財産的損失，不可勝數！他們一面把魔爪伸向全各地，到挑起流血大武鬥，一面賊喊捉賊，嫁禍于人，狂叫什麼“走資派挑動群衆鬥群衆”，“走資派挑起全面內戰”，等等。“四人幫”的這個彌天大謊，早已被鐵的事實擊得粉碎。想不到，粉碎了“四人幫”兩年多的今天，我們在小說《重逢》裏聽到了這樣熟悉的奇怪的聲音：是老幹部朱春信應該“承擔……那場武鬥的全部責任”，是朱春信把武鬥英雄葉衛革“拖”進了犯罪的陷坑，朱春信是個應該放到“被告席上接受著審訊”的“罪犯”（請讀者注意，小說結尾那一小段誅心的描寫：當李科長叫“把罪犯帶下去！”時，“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臉煞白，他的心底不斷地重複著兩個字：罪——犯？”）。聽著這個熟悉而奇怪的聲音，看到這一被歪曲的情節，我只好說，這是不可理解的，十分遺憾的。

　　以北甯市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場武鬥而言，那麼，究竟誰該受審判呢？不言而喻，是“四人幫”及其幫派系中的那些骨幹分子。小說《重逢》撇開了製造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的元凶“四人幫”而去羅織老幹部朱春信的什麼武鬥罪名，去對他進行“良心的審訊”，顯然是弄錯了方向，搞錯了對象。小說也不是沒有觸及“四人幫”，但只是讓葉輝的母含糊其詞、似是而非地說上一句：“（葉輝）在北京受到了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最大最大的教育。又讓葉輝空空洞洞、不著邊際他說上一句：“我只恨林彪、“四人幫”。這些，比起對朱春信的那麼多揭露的描寫和誅心之論來，真是連搔搔癢也算不上的。這一點，不值得作者好好想一想嗎？

　　聽說，《重逢》發表以後，在有的地方發出一片叫好聲。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我來唱點反調吧。措辭有的不免尖銳一點。不當之，歡迎批評指正。

　　（原載《文彙報》1979年6月22日）

《也評《重逢》——與杜哉同志商榷(宮常)》全文在線閱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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