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僞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製”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爲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歎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製紊亂之害，鹹以積重難返，诿爲難辦；何以日人一刹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爲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痨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于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准，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爲參加革命運動，受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鏟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镖；因此民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诿爲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滅種’的‘眼前報’。”

　　原載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０日《申報·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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