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志願分發臺大外文系。聽到這消息，我松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都讓那些“靓仔”、“叻仔”擄掠了去，卻舍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
些，是她們的自由意志，說得玄妙些呢，是因緣，做父
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的往往位居要沖，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密顧問，甚至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等到做父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的眼裏，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爲那時她完全屬于自己。在男友的眼裏，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爲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
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蹑手蹑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
，裝出僞善的笑容，叫我嶽父。
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裏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裏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于和五個女人爲伍，浴室裏彌漫著香皂和香
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發卷，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爲“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裏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他在暗裏，又有我家的“內
”接應，真是防不勝防。只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汙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爲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襁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
詩人納許（ｏｇｄｅｎ ｎａｓｈ，１９０２～１９７１）勸我們如此。
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ｓｏ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ｎｇ ｂｙ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後，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于是做父的每次在公園裏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
一變，暗暗想：“會不會是這家夥？”
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裏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
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遊的鳄魚到他的嬰兒車裏陪他遊戲，逼他在深火熱之中掙紮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爲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采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爲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裏，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余宅的，已經不可考了。只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
粵語少年來接手。至于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迹，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只要留意臺灣健兒，任務就輕松多了。
信箱被襲，只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甯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曆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嗫嚅密談，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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