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丐尊先生（1886-1946）死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了；但靜靜的想著時，我們仿佛還都聽見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

　　他住在淪陷區裏，生活緊張而困苦，沒有一天不在愁歎著。是悲天？是憫人？

　　勝利到來的時候，他曾經很天真的高興了幾天。我們相見時，大家都說道，“好了，好了，”個個人的臉上似乎都泯沒了愁悶：耀著一層光彩。他也同樣的說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悶之中。他比我們敏感，他似乎失望，愁悶得更迅快些。

　　他曾經很高興的寫過幾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張出來。但過了一會，便又沈默下去，一半是爲了身逐漸衰弱的關系。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反對一切的壓迫和統製。他最富于正義感。看不慣一切的腐敗、貪汙的現象。他自己曾經說道：“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著對于苦難的敏感。”又道；“記得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人內；得知家裏要殺就立刻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産時，不敢走人産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著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均見《平屋雜文》）這便是他的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實，心是熱的；他仿佛無所褒貶，其實，心裏是徑渭分得極清的。在他淡淡的談話裏，往往包含著深刻的意義。他反對中人傳統的調和與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個早衰者，不僅在身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個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許多不愉快的現象，眼睛昏花了，記憶力減退了，頭發開始禿而且變白了，意興、力甚麼都不如年青的時候，常不禁會感覺得難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覺得難堪的是知友的逐漸減少和疏遠，缺乏交際上的溫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忏悔》裏，他又說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較老大。可是自己覺得力減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歲以後，我就感到身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勁，只得是恹恹地勉強挨，幾乎無時不覺到疲勞，甚麼都覺得厭倦，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還只四十歲，不知道我年齡的，都以我是五十歲光景的人，近來居然有許多人叫我“老先生”。論年齡，五十歲的人應該還大有可爲，古今中外，盡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氣很盛的。可是我卻已經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並不因此而消極，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厭世一樣。他常常憤慨，常常歎息，常常悲愁。他的憤慨、歎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他愛世、愛人、尤愛“執著”的有所爲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爲的人，他愛年輕人；他討厭權威，討厭做作、虛僞的人。他沒有機心；表裏如一。他藏不住話，有什麼便說什麼，所以大家都稱他“老孩子。他的天真無邪之，的確夠得上稱爲一個“孩子”的。

　　他從來不提防什麼人。他愛護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們的安全與困苦。我在抗戰時逃避在外，他見了面，便問道：“沒有什麼麼？”我在賣書過活，他又異常關切的問道；“不太窮困麼？賣掉了可以過一個時期吧。”

　　“又要賣書了麼？”他見我在抄書目時問道。

　　我點點頭：向來不作乞憐相，裝作滿不在乎的神氣，有點倔強，也有點傲然，但見到他的皺著眉頭，同情的歎氣時，我幾乎也要歎出氣來。

　　他很遠的擠上了電車到辦公的地方來，從來不肯坐頭等，總是擠在拖車裏。我告訴他，拖車太顛太擠，何妨坐頭等，他總是不改變態度，天天擠，擠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時等了好幾部還擠不上。到了辦公的地方，總是歎了一口氣後才坐下。

　　“丐翁老了，”朋友們在背後都這末說。我們有點替他發愁，看他顯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營養是那末壞，家裏的飯菜不好，吃米飯的時候很少；到了辦公的地方時，也只是以一塊面包當作午餐。那時候，我們也都吃著烘山芋、面包、小饅頭或羌餅之類作午餐，但總想有點牛肉、蛋之類伴著吃，他卻從來沒有過；偶然是塗些果醬上去，已經算是很奢侈了。我們有時高興上小酒館去喝酒，去邀他，他總是不去。

　　在淪陷時代。他曾經被敵人的憲兵捉去過。據說，有他的照相，也有關于他的記錄。他在憲兵隊裏，雖沒有被打，上電刑或灌之類，但睡在門汀上，吃著冷飯，他的身因此益發壞下去。敵人們大概也爲他的天真而懇摯的態度所感動吧，後來，對待他很不壞。比別人自由些，只有半個月便被放了出來。

　　他說，日本憲兵曾經問起了我，“你有見到鄭某某嗎？”他撤了謊，說道，“好久好久不見到他了。”其實，在那時期，我們差不多天天見到的。他是那末愛護著他的朋友！

　　他回家後，顯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例。我們見到他，他也只是歎氣，慢吞吞的說著經過。並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別覺得憤怒。他永遠是悲天憫人的。──連他自已也在內。

　　在晚年，他有時覺得很起勁，爲開明書店計劃著出版辭典；同時發願要譯《南藏》。他擔任的是《佛本生經》（“jataka”）的翻譯，已經譯成了若幹，有一本仿佛已經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譯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參考，我答應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夠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時。他已經用不到這部書了。我見到它，心裏便覺得很難過，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補償的事。

　　他很耿直，雖然表面上是很隨和。他所厭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還不曾忘記。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遇到了一個他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時代的浙江教育廳長，他便有點不奈煩，叨叨的說著從前的故事。我們都覺得窘，但他卻一點也不覺得。

　　他是愛憎分明的！

　　他從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學裏教書。他的對待學生們從來不采取嚴肅的督責的態度。他只是懇摯的誘導著他們。

　　……我入學之後，常聽到同學們談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則我記得最牢，感動得最深的，是說夏先生最初在一師兼任舍監的時候，有些不好的同學，晚上熄燈，點名之後，偷出校門，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來；夏先生查到之後，並不加任何責罰，只是懇切的勸導，如果一次兩次仍不見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著他，無論怎樣夜深都守候著他，守候著了，夏先生對他仍舊不加任何責罰，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懇切地勸導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總要使得犯過者真心悔過，徹底覺悟而後已。

　　──許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達學園的創辦人之一，立達的幾位教師對于學生們所應用的也全是這種懇摯的感化的態度。他在立暨南大學做過文系主任，因爲不能和學校當局意見相同，不久，便辭職不幹。此後，便一直過著編譯的生活，有時，也教教中學。學生們對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愛著他。

　　他對于語文教學，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劉薰宇合編過一本《文章作法》，和葉紹鈞合編過《文章講話》、《閱讀與寫作》及《文心》，也像做文教師時的樣子，細心而懇切的談著作文的心訣。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閱讀別人的文章時，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過。從前《中學生》雜志有過“文章病院”一欄，批評著時人的文章，有發必中；便是他在那裏主持著的；他自己也動筆寫了幾篇東西。

　　古人說“文如其人”。我們讀他的文章，確有此感。我很喜歡他的散文，每每勸他編成集子。《平屋雜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個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寫來，但是骨子裏很豐腴。雖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讀了後，也猜得出是他寫的。在那裏，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著他自己的思想和態度。

　　他的風格是樸素的，正和他爲人的樸素一樣。他並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說著他自己所要說的話。然而，沒有一句多余的話，不誠實的話，字斟句酌，決不急就。在文章上講，是“盛不漏”，無懈可擊的。

　　他的身是病態的胖肥，但到了最後的半年，顯得瘦了，氣很灰暗。營養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憂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內。友人們都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在這樣一團糟的情形之下，“合時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丐尊的牢騒太多呢！

　　想到這裏，便仿佛聽見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在耳邊響著。他的憂郁的臉、病態的身，仿佛還在我們的眼前出現。然而他是去了！永遠的去了，那悲天憫人的語調是再也聽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歎息、悲憤裏站起來幹的人，他如不死，可能會站起來幹的。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個更大的損失。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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