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些話，是因爲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
〔2〕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3〕，《沈鍾》〔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裏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5〕，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裏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于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爲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爲大約也各
都有。至于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爲裏面有俄
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6〕，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爲火
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劄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于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
”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爲這一條麼？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爲在于檢查的人員。
中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于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
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面“嚴辦！嚴辦！”〔8〕這才庶幾免于罪戾。至于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爲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于是討厭，于是生氣，于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9〕，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于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爲扣下的刊物太多，無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于毛邊的牢騒。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複香爐燭臺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10〕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裏，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
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過激，過激便近于共産，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産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于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于必須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于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于赤化之憂。因爲共産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于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系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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