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卻還向這裏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
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麼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總活著；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裏吃一種醫治什麼病症的葯，不肯輕易“涅槃”〔2〕。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
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佥事”，又因爲“妄有主張”〔3〕，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4〕，就只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
子，如《晨報副刊》〔5〕上所豔稱的“閑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裏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6〕。我的終于“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托之故罷。然而這關系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爲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卻只有“報”（＝報應）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7〕（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卻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裏，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爲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于給自己豎起一杆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爲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准備著，因爲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實，這裏也何嘗沒有
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軍一致擁段”〔8〕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著，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于我卻都沒有什麼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葯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手格盜匪若幹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
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教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9〕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閑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閑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櫃之于流
簿，也可以適用于“正人君子”的行爲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鍾罷。
但是，這些趣味，刹那間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10〕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11〕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12〕勃朗甯夫婦〔13〕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勗本華爾和尼采〔14〕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15〕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中的壞人（如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16〕），似乎將來要大吃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爲穩妥。你以爲“閑話先生”真是不管閑事了麼？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
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閑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著他那枝從鐵杠磨成的繡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面說只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17〕（《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
服而論，也是由躶
而用會
帶或圍裙，于是有裳，衮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卻特異的，別人系了圍裙狂跳時，他卻躲在繡房裏刺繡，——不，磨繡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卻穿了繡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只好說道“阿！”可憐的
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于盡；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于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只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18〕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
”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19〕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真這樣，那大半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于以爲刻薄罷。但我們也難于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20〕之意了。人們不逢如此盛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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