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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魯迅作品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guo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钊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系,因爲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guo舊說,本以爲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

  guo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爲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guo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guo人的官瘾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3〕宋重理學〔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于去年,凡反對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guo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jian臣,小人當guo,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爲盜,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guo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谥爲“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爲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瘾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爲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爲匪了。

  所以中guoguo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guo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爲伍,只因爲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se人等,愛看《雙官诰》〔7〕,也愛看《四傑村》〔8〕,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爲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guo情不同,guo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guo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guo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爲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于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爲中華民guo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guo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guo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爲“匪”而其實是真的guo民,有官以爲“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爲“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钊提了“整頓學風”〔11〕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顔se;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钊,因爲上頭還有“減膳”執政〔13〕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發表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今天到東城去教書,在新chao社看見陳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學門口看見《現代評論》,那《閑話》裏正議論著章士钊的《甲寅》,說‘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這麼一來,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氣’雲雲,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現在特地聲明:我原先是不過就一般而言,如果陳教授覺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彈。要我在‘至今還沒有完’之後,加一句‘如陳源等輩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順我者“通”’的通字,卻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據就在章士钊之曾稱陳源爲‘通品’。別人的褒獎,本不應拿來譏笑本人,然而陳源現就用著‘土匪’的字樣。有一回的《閑話》(《現代評論》五十)道:‘我們中guo的批評家實在太宏博了。他們……在地上找尋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于《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從此,我就以別人所說的‘東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樣,加于陳源之上了,這回是用了一個‘通’字;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爲我是人,難于上帝似的铢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于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爲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但對于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先動手;而且也以文字爲限,‘捏造事實’和‘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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