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劇本，是從英
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譯的《ｔｈｒｅｅｐｌａｙｓｏｆ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２〕中譯出的。原書前面，有譯者們合撰的導言，與本書所載尾濑敬止〔３〕的小傳，互有詳略之
，著眼之點，也頗不同。現在摘錄一部分在這裏，以供讀者的參考——“ａｎａｔｏｌ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４〕以一八七六年生于ｐｏｌｔａｖａ省〔５〕，他的父
是一個地主，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族本是半貴族的大地主系統，曾經出過很多的智識者。他在ｋｉｅｗ〔６〕受中學教育，然後到ｚｕｒｉｃｈ大學〔７〕去。在那裏和許多俄僑民以及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ａｘｅｌｒｏｄ〔８〕相遇，決定了未來的狀態。從這時候起，他的光
多費于瑞士，法蘭西，意大利，有時則在俄羅斯。
他原先便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那就是說，他是屬于俄羅斯社會民主
的馬克斯派的。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占了多數，布爾塞維克這字遂變爲政治上的名詞，與原來的簡單字義不同了。他是第一種馬克斯派報章ｋｒｙｌｉａ（翼）〔９〕的撰述人；是一個屬于特別一團的布爾塞維克，這團在本世紀初，建設了馬克斯派的雜志ｖｐｅｒｅcｄ*ㄇ敖⑶椅吮甲撸事中有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ｂｏｇｄáｎｏｖ及ｇｏｒｋｉ〔１０〕等，設講演及學校課程，一般地說，是從事于革命的宣傳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會民主結社的社員，被流放到ｖｏｌｏｇｄａ〔１１〕，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ｉｓｋｒａ（火花）〔１２〕的一向的編輯，直到一九○六年被門維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他終于回了俄羅斯。
這一點事實即以表明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靈感的創生，他極通曉法蘭西和意大利；他愛博學的中世紀底本鄉；許多他的夢想便安放在中世紀上。同時他的觀點是絕對屬于革命底俄的。在思想中的極端現代主義也一樣顯著地不同，連系著半中世紀的城市，構成了“現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紀主義與烏托邦在十九世紀後的媒介物上相遇〔１３〕——極像在《無何有鄉的消息》裏——中世紀的郡自治戰爭便在蘇維埃俄羅斯名詞裏出現了。
社會改進的濃厚的信仰，使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作品著
，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偉大的革命底同時代人不同。ｂｌｏｋ〔１４〕，是無匹的，可愛的抒情詩人，對于一個佳人，就是俄羅斯或新信條，懷著ｓｉｄｎｅｙ〔１５〕式的熱誠，有一切美，然而纖弱，恰如ｓｈｅｌｌｅｙ〔１６〕和他的偉大；ｅｓèｎｉｎ〔１７〕，對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魯而熱情地叫喊，這理想，在俄的人們，是能夠看見，並且覺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ｙ〔１８〕是通俗的諷刺家；或者別一派，大家知道的ｌｅｆ（藝術的左翼戰線），這法蘭西的ｅｓｐｒｉｔｎｏｖｅａｕ（新精神），在作新穎的大膽的詩，這詩學的未來派和立
派；凡這些，由或一意義說，是較純粹的詩人，不甚切于實際的。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常常夢想建設，將人類建設得更好，雖然往往還是“複故”（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所以從或一意義說，他的藝術是平凡的，不及同時代人的高翔之超邁，因爲他要建設，並不浮進經驗主義者〔１９〕裏面去；至于ｂｌｏｋ和ｂｅｌｙ〔２０〕，是經驗主義者一流，高超，而無所信仰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學底發展大約可從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學底講談。他是著作極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種書，可成十五巨冊。早先的一本爲《研求》，是從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出發的關于哲學的隨筆集。講到藝術和詩，包括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和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２１〕的評贊，在這些著作裏，已經預示出他那極成熟的詩學來。《實證美學的基礎》《革命底側影》和《文學底側影》都可歸于這一類。在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對于智識階級的攻擊；爭論，偶然也有別樣的文字，如《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學、藝術及宗教》《宗教》〔２２〕《宗教史導言》等。他往往對于宗教感到興趣，置身于俄現在的反宗教運動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又是音樂和戲劇的大威權，在他的戲劇裏，尤其是在詩劇，人感到裏面鳴著未曾寫出的傷痕。……十二歲〔２３〕時候，他就寫了《誘惑》，是一種未曾成熟的作品，講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滿足，魔鬼誘以情慾（ｌｕｓｔ），但那修道士和情慾去結婚時，則講說社會主義。第二種劇本爲《王的理發師》，是一篇婬猥的專製主義的挫敗的故事，在監獄裏寫下來的。其次爲《浮士德與城》，是俄革命程序的預想，終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則成于一九○八年。後作喜劇，總名《三個旅行者和它》。《麥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華存在一九○五年所寫的論文《實證主義與藝術》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賢人華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試寫曆史劇《ｏｌｉｖｅｒ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２４〕；然後又回到喜劇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銅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後一種是一九一六年開手的。《熊的婚儀》則出現于一九二二年。（開時摘譯。）就在這同一的英譯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詳細地說明著他之所以寫這本《浮士德與城》的緣故和時期——“無論那一個讀者倘他知道ｇｏｅｔｈｅ的偉大的‘ｆａｕ－ｓｔ’〔２５〕，就不會不知道我的《浮士德與城》，是被‘ｆａｕｓｔ’的第二部的場面所啓發出來的。在那裏ｇｏｅｔｈｅ的英雄尋到了一座‘自由的城’。這天才的産兒和它的創造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那問題的解決，在戲劇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個天才和他那種開明專製的傾向，別一方面，則是德莫克拉西〔２６〕的——這觀念影響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結構了這題材。一九○八年，在ａｂｒｕｚｚｉ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ｕｅ〔２７〕地方的宜人的鄉村中，費一個月光，我將劇本寫完了。我擱置了很長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別幽美的環境中，ｇｅｎｅｖａ湖的ｓｔ．ｌｅｇｅｒ〔２８〕這鄉村裏，我又作一次最後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ｃｕｔ）。”（柔石摘譯）
這劇本，英譯者以爲是“俄革命程序的預想”，是的確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
集外集拾遺《浮士德與城》後記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