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前開始編集，後經許廣平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一九三六年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１〕凱綏·勖密特（ｋａｅｔｈｅｓｃｈｍｉｄｔ）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ｋｏ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她的外祖父是盧柏（ｊｕｌｉｕｓｒｕｐｐ），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父
原是候補的法官，但因爲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沒有補缺的希望了，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
人之所說：“到民間去”〔２〕，做了木匠，一直到盧柏死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他有四個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到一八八五年冬，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向斯滔發·培倫（ｓｔａｕｆｆｅｒｂｅｒｎ）〔３〕去學繪畫。後回故鄉，學于奈臺（ｎｅｉｄｅ）〔４〕，爲了“厭倦”，終于向闵興的哈臺列克（ｈｅｒｔｅｒｉｃｈ）〔５〕那裏去學習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爾·珂勒惠支（ｋａｒｌ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結婚，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于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間住下，這才放下繪畫，刻起版畫來。待到孩子們長大了，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製成有名的《織工一揆》〔６〕計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實，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７〕的劇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萊》，零一年刻《斷頭臺邊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農民戰爭》七幅，獲盛名，受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獎金〔８〕，得遊學于意大利。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棱薩步行而入羅馬，然而這旅行，據她自己說，對于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一九○九年作《失業》，一○年作《婦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爲題材的小圖。
世界大戰起，她幾乎並無製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于弗蘭兌倫（ｆｌａｎｄｅｒｎ）戰線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選爲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從一九年以來，她才仿佛從大夢初醒似的，又從事于版畫了，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裏勃克內希（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９〕的木刻和石刻，零二至零三年〔１０〕的木刻連續畫《戰爭》，後來又有三幅《無産者》，也是木刻連續畫。一九二七年爲她的六十歲紀念，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１１〕，給她書簡道：“你的無聲的描線，侵人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呼聲：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法羅曼·羅蘭（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２〕則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
郁和纖禣e的同情，罷庑┦趙谒難壑校拇*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沈默的聲音。”然而她在現在，卻不能教授，不能作畫，只能真的沈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兒子像那父一樣，也是一個醫生。
在女
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于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贊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誠如亞斐那留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１３〕之所說：“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爲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于只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卻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爲‘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只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郁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于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紹介的還不多，我只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１４〕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所複製的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勒惠支畫帖》（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ｍａｐｐ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ｖｅｒｌａｇ，ｍｕｅｎ－ｃｈｅｎ，１９２７）爲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郁的多于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ｄａｓ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ｃａｒｌｒｅｉｓ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９３０），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爲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ｄａｓｎｅｕｅ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１９３３），卻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５〕批評她中期的作品，以爲雖然間有鼓動的男的版畫，暴力的恐嚇，但在根本上，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系，形式也出于頗激的糾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緊握著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１６〕並取她的後來之作，以這批評爲不足，他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和裏培爾曼（ｍａｘ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１７〕不同，並非只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爲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于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憤怒”。“她照目前的感覺，——永田一修說——描寫著黑土的大衆。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時而見得悲劇，時而見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無論她怎樣郁，怎樣悲哀，卻決不是非革命。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
離了悲劇的，或者英雄的，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爲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對于中也沒有像中對于她那樣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六個青年作家遇害〔１８〕之後，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名提出抗議的時候，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現在，用中法計算作者的年齡，她已屆七十歲了，這一本書的出版，雖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爲她作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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