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篇數，此集只選了舊作小說五篇，爲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的意思。
論
裁，這裏只選了小說，而沒有選劇本，詩歌與雜文，因爲雜文隨寫隨發表，向不留底稿，也不彙存印之成件；劇本與詩歌雖然寫過，可都不高明，故放棄之。通俗文藝則在抗日戰爭中開始學習，寫得不大像樣子，所以也不去管它。
論時期，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寫起與寫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裏發表，都已記不清楚；就是哪篇寫成在前，哪篇在後，也記得不完全。我的寫作的態度是：在下筆的時候，永遠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萬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不好等情形下）我不肯將太壞的東西拿出去。可是，作品一經發表，即似“嫁出的女兒，潑出的
”，我不再注意它們，所以很容易忘了它們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說，這五篇都是在一九三○年與一九三七年之間寫成的。這就是說，寫這幾篇的時候，我已有了一些寫作的經驗；我的寫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開始的。在寫《黑白李》之前，我已發表過四部長篇小說了。
論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爲它産生在我初學乍練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是先發表過幾部長篇，而後才試寫短篇的。《斷魂槍》，《上任》和《月牙兒》三篇，技巧都相當的有些進步；《月牙兒》是有以散文詩寫小說的企圖的。至于《駱駝祥子》，則根本談不上什麼技巧，而只是樸實的敘述。它的好
也許就在此：樸素，簡勁有力。
論語言，在這幾篇裏，除了《月牙兒》有些故意修飾的地方，其余的都力求收斂，不多說，不要花樣，盡可能的減少油腔滑調——油腔滑調是我的風格的一大毛病。我很會運用北京的方言，發爲文章。可是，長與短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時常因爲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製，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貧嘴惡
，油腔滑調。到四十歲左右，讀書稍多，青年時期的淘氣勁兒也漸減，始知語言之美並不是耍貧嘴。
論內容，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講到所謂江湖上的事的：《駱駝祥子》是講洋車夫的，《月牙兒》是講暗娼的，《上任》是講強盜的，《斷魂槍》是講拳師的。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對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職業雖使我老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轉，可是我的朋友並不都是教授與學者。打拳的，賣唱的，洋車夫，也是我的朋友。與苦人們來往，我並不只和他們坐坐茶館，偷偷的把他們的動作與談論用小本兒記下來。我沒作過那樣的事。反之，在我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我並沒有“心積慮”的要觀察什麼的念頭，而只是要交朋友。他們幫我的忙，我也幫他們的忙；他們來給我祝壽，我也去給他們賀喜，當他們生娃娃或娶媳婦的時節。這樣，我理會了他們的心態，而不是僅僅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我所寫的並不是他們裏的任何一位，而是從他們之中，通過我的想象與組織，産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個新人。舉個例說：在我的朋友裏，有許多是職業的拳師，太極門的，形意門的，查拳門的，撲虎門的，都有。但是，他們沒有一位像《斷魂槍》中的那幾位拳師的，而且也根本沒有那麼個故事。其中的人與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師朋友裏淘洗出來，加工加料炮製成的。
在這裏附帶的說，《斷魂槍》的材料原本夠寫一部長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棄了原來計劃，而寫成了一個短篇。我相信，這個短篇，雖然那麼短，或者要比一部長篇更精彩一些。寫小說，我以爲，不怕餡大皮薄，而怕空洞無物。《月牙兒》那篇，也是長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幾萬字。“一·二八”，日寇放火，燒了東方圖書館，《大明湖》原稿也燒在裏面。我之所以敢大膽的試用近似散文詩的筆法寫《月牙兒》者，正因爲我對故事人物因已寫過一遍而非常的熟悉，可以從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功夫。
論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裏所表現的是興之所至，寫出我自己的一點點社會經驗。興之所至的“興”從何而來呢？是來自五四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學興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爲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我開始偷偷的寫小說。我並沒想去投稿，也沒投過稿。可是，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個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
這種狂悅可並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許令人迷惘，傷感，沈醉在一種什麼地方都是詩，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詩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樣。我想象著月
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而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既不能得心應手，有時候我就在深夜朗讀《離騒》。
不過，五四運動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個青年怎樣發瘋，要去摘天邊的小月，他也不會完全忘記了
家大事。再加上那時節所能聽到的見到的俄大革命的消息與馬克思學說，他就不單忘不了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這個偉大的理想與啓示否定了月亮是藍的。況且，拿我自己來說，自幼兒過慣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著“命該如此”的看法，現在也聽到階級鬥爭這一名詞，怎能不動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倫敦的東方學院去教華文，我開始寫小說。有了前邊的一點敘述，我能寫出什麼樣子的小說是很容易猜測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話所給我的便利，橫沖直撞，哪管什麼控製與選擇。另一方面，我多少寫出點反帝反封建的意思來。我說“意思”，那就是說我並沒能下功夫有系統的研讀革命理論的書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方法。我只借著自己一點點社會經驗，和心中自幼兒積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壓迫人的個人或家。《老張的哲學》與《二馬》都足以證明我確有這點“意思”。
一九三○年回，思想比在留英的時候稍稍進步了些。在歸途中，因缺少旅費，在人種彙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裏，中學生的思想卻比我還前進。他們生長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馬上把帝主義者一腳踢了走。據他們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麼一點“意思”，都是遊戲筆墨，未曾搔到癢。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進自己。
回到內，文藝論戰已放棄文學的革命，進而爲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創造上有普羅文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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