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文學概論講義第1講 引言上一小節]
文學？趕快掀書！《論語》上說：“文學子遊、子夏。”嘔！文學有了出
，自然不要再去問文學到底是什麼了。向後走的思路只問古人說過沒有，不問對與不對，更不問古人所說的是否有明確的界說。古人怎能都說得對呢？都說得清楚呢？都能預知後事而預言一切呢？
段淩辰先生說得好：
“德行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引，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
“此所謂孔門四科也。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對舉，殆泛指一切知識學問，與今日所謂文學者有別。故邢癿《論語疏》曰：‘文章博學，則有子遊、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謂達其旨矣。更以遊、夏二子之自身證之。據《論語·陽貨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詩樂相通，子遊似爲文學之士。然樂本爲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無足怪。若證以《禮記·檀弓》，則子遊實明禮之士耳。至于子夏，《論語·八佾》篇雖稱其‘可與言詩’，然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又漢代經師，多源出子夏，則子夏乃傳經之士也。《論語》其他論文之甚多，其義亦同于斯。如《學而篇》孔子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是則六經爲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邢癿《疏》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名，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朱熹《論語集注》亦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是則所謂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辭之外。與《八佾》篇稱‘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泰伯》篇稱‘煥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兼禮樂法度而言，其義相類。故《公冶長》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足見孔氏于‘文’字之解釋，固其廣泛矣。……”（《中
文學概論》第二篇）
從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話來解說學術的內含是極欠妥當的，因爲古人對于用字是有些隨便的地方。
拿單字的意思解釋辭的，弊在錯謬的分析；以古語證近代學術者，病在斷章取義，只求不違背古說，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求實效：中人是最講實利的，無論是不識字的鄉民，還是博學之士，對事對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一個儒醫的經驗，和一個鄉間大夫的，原來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醫能把
陽五行也應用到醫葯上去。儒醫便是個立在古書與經驗之間求實利的一種不生不熟的東西。專研究醫理也好，專研究陽五行之說也好，前者是科學的，後者是玄學的；玄學也有它可供研究的價值與興趣。但是中人不這樣辦；醫術是有用的，陽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于是二者攜手，成爲一種糊塗東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們讀書作文原爲幹祿或遣興的，而他們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學名辭搬來應用——道啊，理啊等等總在筆尖上轉。文學就不准是種無所爲，無所求的藝術嗎？不許。一件東西必定有用，不然便不算一件東西；文學必須會幹點什麼，不拘是載道，還是說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觀人：《文中子》說：“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照這麼說，在中非君子便不許作文了。君子會作文不會，是個問題。可是中人以爲君子總是社會上的好人，爲社會公益起見，“其文傲”的人是該驅逐出境的；這是爲實利起見不得不如此的。
《詩史》曰：“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這又由社會轉到個人身上來了；原來評判詩文還可以帶著“相面”的！文學與別的東西一樣，據中人看，是有實用的，所以攙入相術以求證實是自然的，不算怎麼奇怪。說窮話的必定倒楣，說大話的必定騰達顯貴，象西洋那些大悲劇家便都應該窮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①在中人看，是故意與自家過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于是顧況便斷定他在那米貴的長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莫非只爲吃飯麼？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製，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從一切羁絆束縛解放下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必須進到那與留心著報章上的批評，算計著稿費之類的全然兩樣的心境，這才能成真的文藝作品；因爲能做到僅被在自己的心裏燒著的感激和情熱所動，象天地創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樣程度的自己表現的世界，是只有文藝而已。”（《苦悶的象征》十三頁）
拿這一段話和我們的窮通壽夭說比一比，我們要發生什麼感想呢！
（2）文以載道明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中文人讀書的方法。無論讀什麼，讀者必須假冒爲善的聲明：“我思無邪！”《詩》中之《風》本來是“出于裏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那點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裏。但是中讀詩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還加上些“刺美風化”，“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等不相幹的話，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後世寫婬書的人，也必在第一回敘說些勸善懲婬的話頭，一樣的沒出息。有了這種心理，治文學的人自然忘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是訓誡；于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學到底是什麼，一面發了“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贻厥後來”的志願。文以載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條。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辭”，就是因爲崇古的緣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頤說：“文辭，藝也。道德，實也。”這有實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藝毀苦了！這種論調與實行的結果，弄得中文學：一，毫無生氣，只是互相摹擬；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只有格
的區分，少主義的標樹。把“道”放在不同的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樣變化，主義——道——是一定不變的。三，戲劇小說發達的極晚，極不完善，因爲它們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于是就少有人注意它們。四，文學批評沒有成爲文藝的獨立一枝，因爲文不過是載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辯論；那對偶骈俪谀佞無實，便不足道了。
廚川白村說過：“每逢世間有事情，一說什麼，便掏出藏在懷中的一種尺子來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便隨便地排斥，這樣輕佻浮薄的態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罷。”這一種尺子或者就是中的“道”麼？誠如是，丟開這尺子，讓我們跑入文學的樂園，自由的呼吸那帶花香的空氣去吧！
以上是消極地指出中文人評論文學所愛犯的毛病，也就是我們所應避免的。至于文學是什麼，和一些文學上的重要問題，都在後面逐漸討論；先知道了應當避免什麼，或者足以使我們討論文學的時候不再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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