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講裏，我們略指出中
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條，沒管它們在曆史上的先後。現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達最早的是詩歌。象《詩序》裏的“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樣心有所感，發爲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麼，我們先拿《詩經》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詩經》，據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與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于《詩經》很喜歡引用與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于裏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裏。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利哲學家——對于《詩》的文學價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爲政篇》）定了讀《詩》的方法；于是惹起後世注《詩》的人們對于《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思無邪”作辨證的工夫；對于《詩》本身的文學價值幾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學與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
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爲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爲政治教育的工具，爲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爲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于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應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于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慾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幹燥無味（之談，而）①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裏引《詩》雲：‘邦畿千裏，惟民所止。’（《商頌·玄鳥》）《詩》雲：‘缗蠻黃鳥，止于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缗蠻》）也說：‘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于至善。’……子夏問到《詩》裏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後素。’子夏遂說道：‘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贊爲‘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爲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後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有訓誡，于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象老子的簡練，莊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象“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禦寇篇》）之類。正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文選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幾個門徒是以由考古傳經而得致太平之術的，于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他們是整理古著從而證明他們的哲學，對于文學的創作與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保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壞是把禮樂與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犧牲品。“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序》）詩的用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騒》）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鸾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騒序》）來解釋《離騒》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氣至今也沒掃除淨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候的傳詩的人們，分頭去宣傳自家師說；《關雎》到底是說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譏刺誰，是他們研究與爭論的要點；《詩》已成了“經”，它的文學價值如何，沒有什麼人過問了。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于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爲兩等——詩人的與辭人的；後者把賦的形
和作者的資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價值，他說：“……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竟爲侈麗闳衍之詞，沒其諷谕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種極笨重的東西，“竟爲侈麗闳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失古詩諷谕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說：“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爲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後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價值的底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爲魏底時代是中文學史上的自覺時代。”（《中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那麼，我們就看一看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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