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對于研究的對象須先有明確的認識，而後才能有所獲得，才能不誤入歧途。比如一個人要研究中古的燒煉術吧，若是他明白燒煉術是粗形的化學、醫葯學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會清清楚楚的挑剔出來：燒煉術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學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測虛誕，從而指出中古人對于化學等有什麼偶然的發現，和他們的謬誤之所在。這是以科學方法整理非科學時代的東西的正路。設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夢想發財，便是用燒煉術中一二合理之點，來誣蔑科學，說些“化學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話語。這樣治學便是白費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于學問的進展。
中
人，因爲有這麼長遠的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經驗；加以傳統的思想勢力很大，也最會苟簡的利用這些經驗；所以凡事都知其當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實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斷，不求系統；因而發明的東西雖不少，而對于有系統的純正的科學建樹幾乎等于零。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讀文的方法是由師傅傳授的，對于文學到底是什麼，以弄筆墨爲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過問的，關心禮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載道”呀，“明理”呀爲文學的本質；于是在中文論詩說裏便找不出一條明白合理的文學界說。自然，文學界說是很難確定的，而且從文學的欣賞上說，它好似也不是必需的；但是我們既要研究文學，便要有個清楚的概念，以免隨意拉扯，把文學罩上一層霧氣。文學自然是與科學不同，我們不能把整個的一套科學方法施用在文學身上。這是不錯的。但是，現代治學的趨向，無論是研究什麼，“科學的”這一名詞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文學研究的始祖亞裏士多德便是科學的，他先分析比較了古代希臘的作品，而後提出些規法與原則。到了文藝複興時期，人們抓住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來評量一切文學，便失了科學的態度；因爲亞裏士多德是就古代希臘文學而談說文學，文藝複興時代的文學自有它自己的曆史與社會背景，自有它自己的生長與發展，怎好削足適履的以古斷今呢？這不過是個淺顯的例證，但頗足以說明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是許多方法中的一個。也許有人說：“文以載道”，“詩騒者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爲文”，等等，便是中文學界說；不過現在受了西洋文說的影響，我們遂不複滿于這些貨論調了；其實呢，我們何必一定尊視西人，而卑視自己呢！要回答這個，我們應回到篇首所說的：我們是生在“現代”，我們治學便不許象前人那樣褊狹。我們要讀古籍古文；同時，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確的學說，然後才能證辨出自家的價值何在。反之，我們依然抱著本《東萊博議》，說什麼“一起起得雄偉，一落落得勁峭”，我們便永遠不會明白文學，正如希望煮石成金一樣的愚笨可憐。生在後世的好
便是能比古人多見多聞一些，使一切學問更進步，更精確。我們不能勉強的使古物現代化，但是我們應當懷疑，思考，比較，評定古物的價值；這樣，我們實在不是好與古人作難。再說，藝術是普遍的，無界的，文學既是藝術的一支，我們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學說，而反倒自甘簡陋呢？
文學是什麼，我們要從新把古代文說整理一遍，然後與新的理論比證一下，以便得失分明，
認確當。先說中人論文的毛病：
（一）以單字釋辭：《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這一類的話是中文人當談到文學，最喜歡引用的。中人對于“字”有莫大的信仰，《說文》等書是足以解決一切的。一提到文學，趕快去翻字典：啊，文，錯畫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前半句便是“文，錯畫也。”的說明，後半句爲給“學”字找個地位，所以補上“論其法式”四個字。文學是借著文字表現的，不錯；但是，單單找出一個“字”的意思，怎能拿它來解釋一個“辭”呢！“文學”是一個辭。辭——不拘是由幾個字拼成的——就好象是化學配合品，配合以後自成一物，分析開來，此物即不存在。文學便是文學，是整個的。單把“文”字的意思找出來，怎能明白什麼是文學？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學，那麼鋪戶的牌匾，“天德堂”與“開市大吉，萬事亨通”當然全是文學了！
再說，現在學術上的名辭多數是由外文字譯過來的，不明白譯辭的原意，而勉強翻開中字書，去找本來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的定義，豈非費力不討好。就以修辭學說吧，中本來沒有這麼一種學問，而在西洋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亞裏士多德是第一個有系統而科學的寫《修辭學》的。那麼，我們打算明白什麼是修辭學，是應當整個的研究自亞裏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辭專書呢？還是應當只看《說文》中的“辭：說也，從辛，辛猶理辜也。修：飾也，從彡，攸聲”？或是引證《易經》上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就足以明白“修辭學”呢？名不正則言不順，用《易經》上的修辭二字來解釋有兩千多年曆史的修辭學，是張冠李戴，怎能有是呢？
有人從言語構成上立論：中語言本是單音的，所以這種按字尋義是不錯的。其實中語言又何嘗完全是單音的呢？我們每說一句話，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擠嗎？不是用許多的辭組織成一語嗎？爲求人家聽得清楚，爲語調的美好，爲言語的豐富，由單字而成辭是必然的趨勢。在白話中我們連“桌”、“椅”這類的字也變成“桌子”、“椅子”了；難道應解作“桌與兒子”、“椅與兒子”麼？一個英人和我學中話，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話是純粹單音的害。經我告訴他：“可是”當“but”講，他才開始用辭典；由字典而辭典便是一個大進步。認清了這個，然後須由曆史上找出辭的來源；修辭學是亞裏士多德首創的，便應當去由亞裏士多德研究起；這才能免了誤會與無中生有。
（二）摘取古語作證：中人的思路多是向後走的，凡事不由邏輯法辨證，只求“有詩爲證”便足了事。這種習慣使中思想永遠是轉圓圈的，永遠是混含的一貫，沒有徹底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革命”？中人不去讀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論；先到舊書裏搜尋，找到了：“湯武革命”，啊！這原來是中固有的東西喲！于是心滿意足了；或者一高興也許引經據典的作篇革命論。這樣，對于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認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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