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說：唐代是中
詩最發達的時代，有“詩中有畫”的王維；有富于想象，從空飛來的李白；有純任
靈，忠實描寫的杜甫；有老妪皆解，名妓爭唱的白居易；還有，嘔，太多了，好象唐代的人都是詩人似的！在這麼燦爛的詩裏，按理說應有很好的詩說發現了，而事實上談文學的還是主張文以載道；好象作詩只是一種娛樂，無關乎大道似的。那以聖賢自居的韓愈是如此，那最會作詩的白居易也如此，看他《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裏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其實李白的好
，原在運用他自己的想象，不管什麼風雅比興，孰知在這裏卻被貶爲不明谕諷之道了！
他又說：“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辍哺，夜辍寢，不量才力，慾扶起之！”
這是表明他爲詩的態度——不是要創造一家之言，而是志在補殘葺頹。
他接著說：“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慾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他的詩這樣受歡迎，本來足以自豪了，他卻偏說：“雕蟲之戲，不足爲多。”那麼，他志在什麼呢？在這裏：“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知仆之道焉。其余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①兼濟與獨善是道德行爲，何必一定用詩作工具呢。恐怕那些在“士庶僧徒，孀婦女之口”的，正是那發于一吟一笑的作品吧？
這個載道的運動，當然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爲主帥了。他的立論的基礎是“道爲內，文爲外”。看他怎樣告訴劉正夫：“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這爲文宜何師的口調，根本以文章爲一種摹擬的玩藝，其結果當然是師古。所以他“學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這極端的崇古便非把自家的思想犧牲了不可。思想既有一定，那麼文人還有什麼把戲可耍呢？當然是師其意不師其辭了。把辭變換一下，不與古雷同，便算盡了創作的能事。其實，文章把思想部分除去，而只剩一些辭句——縱使極美——又有什麼好呢？孔家的說詩，是以詩爲教育政治的工具；到了韓愈，便直將文學與道德粘合在一，成了不可分隔的，無道便無文學。
道到底是什麼呢？由韓愈自己所下的定義看，是：“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他這個道不是怎麼深奧的東西，如老子那無以名之的那一點。這個道是由仁與義的實行而獲得的。這樣，韓愈的思想根本不怎樣深刻，又偏偏愛把這一些道德行爲的責任交給文學，那怎能說得通呢！道德是倫理的，文學是藝術的，道德是實際的，文學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標在善，文藝的歸宿是美；文學嫁給道德怎能生得出美麗的小孩呢。柏拉圖（plato）是以文學爲政治工具的，可是還不能不退一步說：“假如詩能作責任的利器，正如它爲給愉快的利器，正義方面便能多有所獲得。”
但是，詩是否能這樣腳踩兩只船呢？善與美是否能這樣相安無事呢？——這真是個問題！
“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勞是在乎提高了散文的地位，但是這個運動的壞是使“文”包括住文學，而把詩降落在散文之下；因爲“文”是載道的工具，而詩——就是韓愈自己也有極美豔的詩句——總是
不了歌詠情，自然便不能冠冕堂皇的作文學的主帥了。因爲這樣看輕了詩，所以詞便被視爲詩余，而戲曲也便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詩與散文的分別，中文論中很少說到的。這二者的區分既不清楚，而文以載道之說又始終未敲打破，于是詩藝往往要向散文求些情面，象白居易那樣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明之則爲詩”，以求詩藝與散文有同等的地位，這是很可憐的。
那最善于作小品文字的柳宗元的遊記等文字是何等的清峭自然，可是，趕到一說文學，他也是志在明道。他說：“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yryr，務彩
、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有了取道之原，文章不美怎辦呢？他說：“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谕，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谟、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楊評事文集後序》）
這又似乎舍不得文采動聽那一方面，而想要文質兼備，理詞兩存，縱然“道”是那麼重要，到底他不敢把“美”完全棄擲不顧呀。
這種忸怩的論調實在不如司空圖的完全以神韻說詩，看：“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二十四詩品·自然》）
這是何等的境界！不要說什麼道什麼理了，這“情悟”已經夠了。再看：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oe匝壩模卣霸刂梗氈逃樸啤i癯龉乓欤豢墒眨喝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
這種具
的寫出詩境，不比泛講道德義法強麼？他不說詩怎樣，效用怎樣；他只說詩的味道有雄渾，有高古等等，完全從神韻方面著眼。這自然不足以說明詩的一切，可是很靈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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