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文學概論講義第2講 中國曆代文說(上)上一小節]六朝的文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
。在曹丕的《典論·論文》裏，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慾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
。”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爲主，而詩賦便當寫得美麗。他雖然沒有說出爲什麼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學的欣賞，承認美是爲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們是以道而摹古，他現在是主張愛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谔上書正文》）這是後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慾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適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如何偉大了。（二）《典論·論文》裏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曹丕與王朗書裏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爲文學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這裏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起創作的興趣與勇氣。
（三）曹丕又說：“文以氣爲主。”氣是什麼？很難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此語看出：爲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自己，不是爲什麼道什麼理作宣傳。這裏至少是說文當以什麼爲主，不是文當說明什麼；氣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麼，但是對于文學的認識，確已離開實效而專以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機的《文賦》：陸機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伫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的，不是什麼“文者務爲有補于世”。有深刻的觀察，有敏銳的情感，有觸于內心，那創作慾便起了火焰，便慾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骛八極，心遊萬仞。……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癡若狂。想象與思維的聯合，使心靈蕩漾在夢境裏。那方寸之地，忽然與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造一切；忽然縮斂，象一絲花蕊般細嫩，在春風裏吻著陽光。于是，
“籠天地于形內，挂萬物于筆端。始踯躅于燥吻，終流離于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顔；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
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绮靡，賦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質，诔纏綿而淒怆……”這是格不同，當配以相當的文字。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疊代，若五
之相宣。”這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
“或寄辭于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累良質而爲瑕……”這是一些文病。
但是爲文到底有一定的規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只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這似乎是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適了。
統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産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沒有創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爲創作的動機確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聲的調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會美好。
發于心靈，終于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機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他不用賦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爲不用賦，它便不會傳流到現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的認了解。我們可以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爲心靈的表現。
《後漢書》的著者範晔，主張“以意爲主，以文傳意”。（《範晔獄中與諸甥侄書》）同時他拿“
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爲主是重在講說什麼，便是要分別什麼是該說的與什麼是不該說的；這比以情爲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爲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爲主，說什麼是次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與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爲主，是以意爲主，他們——陸機，範晔——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幹是什麼，不是替別人宣傳什麼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爲音調的講究爲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裏說：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
沈約是四聲八病的首創者，這種講究看著雖然很纖巧，但是中
言語本是“聲的言語”；聲的調配實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當這“盛爲文章”的時代，由主義而談到技術上去，是當然的步驟。這四聲八病的規定，雖叫文人只留意技術方面，可是這不能不算對言語的認識有了進步；文學本來是以言語爲表現工具的，怎樣利用工具的研究是應有的。沈約答陸厥書裏說：“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殊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這明明是說聲韻的分析與利用是一種新的發現。
這技術上的講求，自然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證明那時候文學確是成了獨立的藝術，一字一聲也不許隨便用了。這正象樂器的改善足以幫助音樂進步，光線顔的研究叫畫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現。自然，專修美工具是不能産生出偉大作品的，但這不能不算是藝術進展中必有的一步。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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