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唯其不善于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爲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爲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爲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裏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僞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製的王
，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裏，眼看著許多
近的人在那裏掙紮，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于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
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
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裏，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裏，我想念祖，想念人。在我的祖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sacco ）和樊宰底（b．vanzetti ），他們被誣告爲盜竊殺人犯，在美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張貼著爲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裏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裏的話。
我的住就在先賢祠（pantheon ）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 ），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
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騒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裏，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于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報告時刻的沈重的鍾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裏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女作完成了，八月裏我從法一座小城沙多—吉裏把它寄回中，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准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志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志，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爲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爲的生命。我在法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騒、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爲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老師，我還有俄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笃，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爲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回，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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