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家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上一小節]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爲了寫作，避免爲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
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裏，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
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爲“作家”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裏“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曆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
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裏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裏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裏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爲“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
民
政府的腐敗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裏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沖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爲我新近從祖來，他們對我格外
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于用具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爲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爲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製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爲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准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複，熟悉的又逐漸變爲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系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贊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爲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爲“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爲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抛棄寫作，認爲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裏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爲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系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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