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本
人把文學對于社會的用
，以及文學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過于重大了些。在野達士通人，認爲這個東西可以用來作爲治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員把它當作治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發生了如下現象，就是對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與禁止。
據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應查禁的書籍到二百種。這真是一個可觀的大數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則已全部被禁止。爲什麼這些書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無法從當局的文書法令中弄明白真正問題的。這個查禁通告據說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懷疑這些被查禁的文學書籍，有多少種曾經爲通過這個議案的委員先生們閱讀過。負責審查的個人，是不是曾經把這些書籍都細心看過一遍，我也覺得懷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數總以爲是“爲了這個社會秩序的維持與這個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著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締。我是個歡喜秩序的鄉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對于這個民族健康關心的置。但對于由事實上說來，不少並無什麼壞影響的文學書籍，在難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時關于書店紙版與剩余書籍，也無不加以沒收，付之一炬，這行爲我覺得真很稀奇。這不過分了嗎？對于這些書籍的置，真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嗎？若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書一燒就完事了嗎？我極希望當局有一點比“迹近反動”的措詞更多一些的具
說明，免得使後人在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記載，免得被人把這件事與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並爲一談。
文學被一些讀書人看得俨然異常重大，實有理由可說。這些人照例多是兩手空空不在其位的，無權無勢的。這些人生存到這個混亂貧窮內戰連年家中，忍受種種痛苦與侮辱，眼見耳聞這個家一切愚昧與腐敗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點兒力量，滲進社會組織裏面去，使這個民族多少健康一點，結實一點。因爲自己所學的是文學，承受了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有所努力。也仍然因爲自己所學的僅僅是文學，對于目前家社會的複雜
與矛盾，解釋得照例常常比事實簡單一些。
憑了文學者富于幻想與熱情的氣質，在工作中希望一種奇迹，且因爲對于這種奇迹的期待，各人帶著點兒宗教的傾心，與目前這個爲“應付眼前事實喪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當局，意見不可免會有龃龉抵觸，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認識這問題比較清楚，便明白置的方法，不會把不適用于兩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這些優秀公民，原是愛他們自己的家，絕不下于任何當權達官貴人或部長廳長的。他們只是個作家，他們努力從事于藝術，是爲了使這個民族增加些知識，減少些愚昧， 爲這個民族的光榮， 爲這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德中的“互助”與“
愛”，“勇敢”與“耐勞”，特別重要是一腔愛熱忱，加以鑄像似的作品的製作，很誠實也很窮苦的各自獨立分布在內各地方，過著極端簡陋的日子。政府既從不知道對于這種人加以關切，商人因書業蕭條，又對他們待遇吝啬。他們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從不能夠從從容容過一天較好的日子。病了無法就醫治療，文章 不能出賣， 又難于尋找其他職業時，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結束在一個最悲慘的死亡裏。他們堅苦卓絕的精神，他們輕于物質尋覓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種如何難得的品質！政府不理會他們，也還罷了。如今對于這種人總象放心不下，不斷加以壓迫與摧殘，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苛刻的手段，實在是內多數人難以索解的！這些人在這種民生産力十分凋敝，際資本主義壓力無法擺
，全個民族正陷入一個十分悲慘的命運裏去的時節，擔心到可恐怖的未來，認爲這個民族若不甘心墮落與滅亡，必須認識現在的環境。因此對于鴉片煙公然的流行，農村經濟的蕭條，知識階層中某些人的只知獨善其身，官吏階層的貪贓無識，以及軍官種種極端囂張跋扈，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們在作品中一點作者對于這個民族複興的意見，因爲他們過分被現狀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爲民族生存著想，對于這些人的意見，難道還不應當同情並加以考慮嗎？如今當局卻只從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點毫不切于實際的關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從另一方面，某種人爲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張大其辭的下級報告，便對于在中這種困難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壓迫與摧殘，全然不象一個正在希望內一切漸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
就三四年來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種種說來，在中外有識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對于這個民族殘忍與愚昧的驚異，其他毫無所得。如目前這種置，當局諸公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它的錯誤，實爲極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別提出的，是那些曾經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過來人，當前主持文化教育的當權派。）文學在別一家別一民族中，或者也發揮過某種特別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紀俄文學， 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 十世紀那個民族嶄新人格的種子，與革命爆發成爲不可分離的東西”，這說明自一個文學史的敘述者口中說來，並不覺其過度誇張。但多數人若只是單記著這些曆史的輪廓，便打量從自己家自己行爲方面産生一頁新的曆史，必然還有許多待明白的問題。在環境截然不同習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中，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樣重現的。把某種已成定型的文學觀，移植到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家中去時，所需要的修正，將到何種程度，這些理論方能發揮它的能力？在一種被修正的理論下，一些作品又應在何種形式下産生，所側重的必在某幾點，方不至于使作品與社會革命失去其當然的聯系？有了這種作品，這種作品對于全盤“活動萬變”的政治，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它的重要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從事文學運動者，在一種缺少自由缺少
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中，事實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來對于這些問題詳細加以研究。在中目前這種景況下，文學能夠做些什麼？宜于從何方面著手？它若不宜離開社會，且應當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間接或直接促進政治的機能，應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時節某一限度內能夠發揮它的作用，那種“富于活動與彈”的政治機構，又如何方能與“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學作品相呼應相結合？這些問題，不單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窮苦作家們無法注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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