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裏的風聲比郊外更緊，許多殷實的住戶都預先知道大亂將至，遷避到別
去。玉官回到家門，見門已倒扣起來，便往教堂去打聽究竟。看堂的把鑰匙交給她，說金杏早已同天錫到通商口岸避亂去了。看堂的還告訴她，城裏有些人傳她失蹤，也有些說她被殺的。她只得暫時回家歇息，再作計較。
不到幾天工夫，官兵從錦鯉一帶退回城中。再過幾天，又不知退到那裏去，那纏紅布的兵隊沒有耗費一顆子彈安然地占領了城郊一帶的土地。民衆說起來，也變得真快，在四十八點鍾內，滿城都是紅旗招展，街上有宣傳隊、服務隊、保衛隊等等。于是投機的地痞和學棍們都講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調的
際歌，也從他們口裏唱出來了。這班新興的或小一號的土劣把老字號的土劣結果了不少，可以說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衆的愉快還沒達到盡頭，憤恨又接著發生出來。他們不願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聽“把群衆組織起來”，“擁護蘇軍”，這一類的話。不過願意盡管不願意，不懂盡管不懂，房契一樣地要交出來，組織還得去組織。全城的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據他們說是更基本的，然而門道甚多，難以遍舉。
因爲婦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許多女人能逃的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點，沒往別去，當然也被征到婦女工作的地方去。她一進門便被那守門的兵士向上官告發，說她是前次在錦鯉社通敵逃走的罪犯，領隊的不由分訴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的利嘴來爲自己辯護，才落得一個遊街示衆的刑罰。自從在錦鯉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後，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夠保護她，一聽見要把她遊刑，心裏反爲坦然，毫無畏懼。當下司令部的同志們把一頂圓錐形的紙帽子戴在她頭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的背心套在她身上。紙帽上畫著十字架，兩邊各寫一行“帝主義走狗”，背心上的裝飾也是如此。“帝主義走狗”是另一宗教的六字真言，玉官當然不懂得其中的奧旨。她在道上，心裏想著這是侮辱她的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著頭任人擁著她，隨著她，與圍著她的人們侮辱，心裏只想著她自己的事。她想，自己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建德已經留學好些年，也已二十六七了，不久回來，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極樂，無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嚇了一跳，以爲他是罵人，伸出手來就給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來嘗慣的，所以她沒有顯出特別痛楚，反而喊了幾聲“啊哩流也”！
第二天的遊刑剛要開始，一出衙門口便接到特赦的命令，玉官被釋，心境仍如昨天的光景，帶著一副腫臉和一雙乏
慢慢地踱回家。家裏，什麼東西都被人搬走了，滿地的樹葉和搬剩的破爛東西，她也不去理會，只是急忙地走進廳中，仰望見梁上，那些神主還在懸著，一口氣才喘出來。在牆邊，只剩下兩條合起來一共五條的板凳。她搖搖頭，歎了一口氣，趕緊到廚房竈下，掀開一塊破磚，伸手進去，把兩個大撲滿掏了出來，臉上才顯著欣慰的樣子。她要再伸手進去，忽然暈倒在地上。
不曉得經過多少時間，玉官才從昏朦中醒過來。她又渴又餓，兩腳又乏到動不得，便就爬到缸邊掬了一掬
送到口裏，又靠在缸邊一會，然後站起來。到米甕邊，掀開蓋子一看，只剩下一點粘在缸底邊的糠。挂在窗口的，還有兩三條半幹的蔥和一顆大蒜頭。在壁櫥裏，她取出一個舊餅幹盒，蓋是沒有了，盒裏還有些老鼠吃過的餅屑，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她吃了些餅屑，覺得氣力漸漸複元，于是又到竈邊，打破了一個撲滿，把其余的仍舊放回原。她把錢數好，放在竈頭，再去舀了一盆洗臉，打算上街買一點東西吃。走到院子，見地上留著一封信，她以爲是她兒子建德寫來的，不由得滿心歡喜，俯著身子去撿起來。正要拆開看時，聽見門外有人很急地叫著“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懷裏，忙著出去答應時，那人已跨過門檻踏進來。她見那人是穿一身黑布軍服，臂上纏著一條紅布徽識，頭上戴著一頂土製的軍帽，手裏拿著一包東西。楞了一會，她才問他是幹什麼，來找的是誰。那人現出笑容，表示他沒有惡意，一面邁步到堂上，一面說他就是當年的小叔子李糞掃，可是他現在的官名是李慕甯了。他說他現在是蘇區政府的重要職員，昨天晚上剛到，就打聽她的下落，早晨的特赦還是他講的人情，玉官只有說些感激的話。她心裏存著許多事情要問他，一時也不知道從何提起。她請慕甯坐在那條三腳板凳上，聲明過那是她家裏剩下最好的家具。問起他“蘇區政府”是什麼意思，他可說得天花亂墜，什麼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套一套地搬，從玉官一句也聽不懂的情形看來，他也許已經成爲半個文人或完全學者。但她心裏想這恐怕又是另一種洋教。其實慕甯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幾個名詞以外，政治經濟的奧義，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與他談論那關系家大計的政論，他也不配與玉官解說，話門當然要從另一方面開展。慕甯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曆的事情也不少，還是報告報告自己的事比較能著邊際。他把手裏那一包東西遞給玉官，說是吃的東西。玉官接過來，打開一看，原來是鄉下某地最有名的“馬蹄酥”。她一連就吃了二十個，心裏非常感激。她覺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談吐也不粗魯，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練到這步田地。
玉官並沒敢問他當日把杏官的女兒雅麗抱到那裏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說了些。他說在蘇松太道臺衙門裏當差以後，又被保送到直隸將弁學堂去當學生。畢業後便隨著一個標統做了許久的哨官。革命後跟著人入這
，入那，倒這個，倒那個，至終也倒了自己，壓碎自己的地盤。無可奈何改了一個名字，又是一個名字，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才入深山組織政府。這次他便是從山裏出來，與從錦鯉的同志在城裏會師，同出發到別去。他說“紅軍”的名目于他最合適，于是采用了，其實是彼此絕不相幹，這也是所謂士共的由來。
雅麗的下落又怎樣？慕甯也很爽直，一起給她報告出來。他說，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臺才由糧道又調任海關道，很發了些財。他有時也用叔叔的名義去看雅麗，所以兩家還有些來往。革命後，那老道臺就在上海搖身一變而成亡遺老。他呢，也是搖身一變，變成一個不入八分的開元勳。亡遺老與開元勳照例當有産業置在租借地或租界裏頭，照便應有金鎊錢票存在外銀行裏頭。初時慕甯有這些，經不起幾次的查抄與沒收，弄得他到現在要回到民間去。至于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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