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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卓散文》記荻帆

曾卓作品

  荻帆在送給我的他的兩本詩選集(《布谷鳥和紫丁香》和《鄒荻帆抒情詩選》)的扉頁上,分別寫了兩句話:“這裏面有我們友誼的回顧。”“它將喚起你青春的回憶”。當我翻讀這兩本詩集時,的確感到了qin切和溫暖,回想起許多往事。1940年,我在重慶南岸一所中學讀書。放暑假了,無家可歸,生活成了問題。老朋友朱文堯告訴我,田一文和鄒荻帆在複旦大學的一個小鎮上租了一間小屋,可以去找他們。田一文是我在武漢的老熟人。鄒荻帆則不認識,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氣的詩人。當時我正在詩壇上起步不久,能夠結識他當然是很高興的。複旦大學在北碚。我身上的錢不夠買一張從重慶到北碚的輪船票,也出于一種lang漫的情緒,我決心沿著嘉陵江步行去。頂著烈日,太熱了就跳到江中遊遊shui,當天走了六十裏,到了土砣鎮,已經疲累不堪。還剩下三十裏,我不能繼續走了。

  我在搬遷到土砣的求精中學找到了一個過去的同學朱朝升(他現在是有名的電影剪輯師),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裏擠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當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間只有兩張窄chuang和一張破桌的小小的土屋裏,找到了田一文。還有一個穿著已經泛白的黑襯衫的青年正埋頭在破桌前寫什麼,我猜到那就是鄒荻帆。田一文爲我們作了介紹。鄒荻帆走過來和我熱情地握手。當他得知我還空著肚子時,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條、豆漿,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錢。

  我們一見面就熟悉了起來,共同生活了一個多月。我就在他們的小土屋裏用木板搭地鋪。夥食則是在複旦大學的食堂裏頂著暑假離校的同學的名額混飯吃。當時我們是那樣窮困,而那又是怎樣令人難忘的快樂的日子啊。

  一些愛好文學的複旦大學的學生常來找荻帆、一文談天,漸漸熟悉了起來。在那間小土屋裏的小油燈的暈黃的微光下,舉行過一次小型的詩歌朗誦會。十多個人將那間小房擠得滿滿的。荻帆用他那帶著濃重天門腔的普通話(他一生都沒有能改變他的鄉音),朗誦了艾青的《雪落在中guo的土地上》。與會者中間有幾位女同學,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傾心,後來終于成了他終身的伴侶。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絲”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橋上,在通向北溫泉的一片桑樹林中,在嘉陵江邊,我們談詩、談生活、談自己的經曆、談理想……。荻帆高興起來就在石階上大跳自編的黑人舞,我有時就高唱自編的“騎士歌”。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些美麗的時光。

  抗戰前,我在當時著名的刊物《文學》和《中流》上,就讀到過他的詩。那時他還不滿二十歲。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別喜歡他抗戰初期發表在《七月》創刊號上的一首小詩《江邊》,充溢在那裏面的對祖guo深摯的感情使我感動。我認識他時,巴金先生已爲他出版了三本詩集:《在天門》、《木廠》、《塵土集》,同時還有不少詩作在報刊上發表,是當時很活躍的青年詩人之一。《在天門》和《木廠》由于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動派的查禁。他家鄉的黑幫人物還揚言,他再返回天門就要打斷他的tui。抗戰開始後不久,他就參加了以臧克家爲首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團,出入于烽火戰地。後來又轉到金山、王瑩領導的第二演劇隊。他演過《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簡直懷疑他的天門腔的普通話,觀衆怎麼能夠聽得懂。不過,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衆甲乙之類,那倒是沒有什麼問題的。1940年,他輾轉來到了重慶,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過這個問題,也找過一些關系,但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由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沒有能夠如願。爲了找一個可以棲身的地方,他考進了複旦大學。

  東北籍的詩人姚奔原就在複旦大學念書,冀汸、綠原、馮白魯後來也先後進了這所學校。我則在這所大學當過幾個月的小職員,被迫離開後,又在北碚一家小劇團裏當過一陣子演員。這群年輕人都是流亡的學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點微薄的稿費,但窮困絲毫沒有損害他們歡樂的心情。他們經常相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他們也常嚴肅地談論時局,熱烈地討論詩。他們對詩的追求是在對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們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園地,這樣就靠募捐的方式籌集到了很少數一點經費,創辦了《詩墾地》叢刊。後來,靳以先生又在他編的《文群》副刊上爲《詩墾地》定期出專頁。《詩墾地》當然是以荻帆爲核心的,因爲他的年紀較長,而且在詩壇上是已有一定影響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過了大家七嘴八she的、有時是面紅耳赤的爭論,荻帆並不濫用他作爲主編的權威,而是以他qin切、公正的態度和他的美學眼光來說服衆人的。他也非常注意發現和團結更多的作者。這就使《詩墾地》不止是一個同人xing質的刊物,而且擴大了隊伍。《詩墾地》的創刊是在皖南事變後不久,進步文藝受到極大的摧殘,由于它的政治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藝術風格上的特se,所以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慶已無法立足,不得不遠走貴州,在一個荒涼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時期。臨行前,幾個熟識的朋友都有詩送我,在《詩墾地》上出了一個專輯。荻帆寫的是《給c·t》。在最後一段,他寫道:……

  這邊

  將有旌旗舉起

  將有時代的聲音澎湃

  你將卷土重來

  後來我的確又“卷土重去”了重慶,我與荻帆又長談過幾次。當時,他已不複有幾年前的那種單純的歡樂的心情,嚴峻的現實使他更加成熟了起來,他說我們都應該踏踏實實地生活,認真做一點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我們先後回到武漢,這才又有了經常見面的機會。當時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負著dang的使命,在武漢開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們,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單位的地下室裏,秘密地進行了一個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到會的人數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藝青年,而會議的氣氛嚴肅,荃麟和荻帆都講了話。在武漢,以荻帆爲核心,又先後創辦了《北辰詩叢》第一輯《沙漠的喧嘩》和《荊棘文叢》第一輯《大江日夜流》。團結了不少本地的進步作者,並在荒涼的武漢文藝界吹起了一陣清新的風,這兩個叢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動派查禁了。

  1948的春天,荻帆被迫離開武漢,到了香港。從他來信中,知道他一直在爲生計奔波。後來在一家飛機修理工廠做工,生活才比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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