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曾卓散文雨果的沈思上一小節]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錯誤思想完全亮了出來，我們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說這樣一些話（另外只需加上一點：那個祖
的凶手將繼續作惡，給祖和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事實上，在郭文決定救朗德納克前的沈思中，也考慮到這一點）。他是光明磊落的，勇于承擔罪行，主動請求給自己判
死刑。
另一次是當夜他和西穆爾登的一次長談，事實上是一次思想交鋒。西穆爾登到土牢去看他時，他正在熟睡。一個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斷頭臺的人能夠安然入睡，這正說明了他的從容和鎮定，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品質。但是這也說明了他並沒有因爲認識到他對革命所造成的惡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說的那些話並不是虛僞的，在雨果筆下的郭文是太高貴了，他決不會欺騙。那是他在對革命的責任發言和認罪。他的從容和安然，則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獻身于一個更高的真理：人道主義。他在和西穆爾登的交談時就說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針，風暴對我有什麼關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變對我又有什麼影響！”這裏的“風暴”和“事變”指的是革命和現實鬥爭，而“指南針”和“良心”則意味著他的人道主義原則。
在郭文看來，革命只是一種短暫的手段，人道主義則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絕對正確的，但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義發生矛盾時，他當然就必須站在人道主義那一邊。
不過，使我們困惑的是：這種損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義算得上什麼人道主義呢？這種爲了報答一件善行而寬恕一個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敵人，讓這個敵人去繼續作惡、造成更多無辜者流血的人道主義，算是怎樣的人道主義呢？
無論郭文用了怎樣動人的美麗的言辭，他並沒有能說明這一點。
那個孤身一人，幾乎遊離于社會之外的乞丐退爾馬克，曾經營救剛剛從海上登陸的朗德納克，因爲朗德納克過去對他作過施舍，他覺得應該回報；也因爲在他看來朗德納克是一個“人”，出于同情，他應該予以幫助。但是當他後來看到朗德納克殺人放火的行爲，曾兩次痛心地疾呼過：“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樸素的感情和真誠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詞包含著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爲了救朗德納克而犧牲自己的行爲是感人的；正如孤立地看，朗德納克爲了救那三個小孩而情願犧牲自己的行爲是感人的。而且，我們早已看到郭文是一個那樣純潔、善良的人，那樣可愛可敬的人。看到他因而被判死刑，看到他從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斷頭臺時，我們很容易産生同情。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達到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郭文救朗德納克和他的死，是一個悲劇，我們可以從中汲取重大的教訓，然而卻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樣的教訓。
革命和人道主義的關系，是一個常常引起討論的題目，特別是在一場大革命進行的當中和那以後，這個問題就常常被提了出來。不但是敵人用人道主義的名義對革命進行攻擊，就連某些善良的，甚至爲我們所尊敬的人，也都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對革命進行了批評，乃至否定。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認爲人道主義與革命不能兩全，他將人道主義置于革命之上，指出了它們的矛盾，宣揚爲了人道主義的原則可以放棄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認識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義。在《悲慘世界》中，他借一個老共和
人的口說過“法革命自有它的理論根據，它的憤怒在未來的歲月中會被人諒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個改進了的世界。……進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過去以後，人們就認識到這一點：人類受到了呵斥，但前進了。”在《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爾登的口說過：“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在文明身上割開一道很深的傷口……”郭文在臨死前也說過：“文明有它的瘟疫，這陣大風（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也許大風選擇得很不夠好。可是它有別的辦法嗎？它所擔負的是那麼艱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風暴爲什麼這樣猛烈。”這些話說明了革命的意義，采用暴力的必要
和不得已，也說明了革命的成果“是一個改進了的世界”。那麼，在這個意義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嗎？然而，雨果沒有從這一點深入下去得出應有的結論。看到革命有那麼多的流血和犧牲，他的良心總還是有些不安，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過火的行爲（這是不可避免的）和假借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一些罪惡（這是應該避免的，但曆史的錯誤有時也會重複），使他有些不滿。于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義來喚醒人們的良心，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義來代替暴力。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矛盾，他並不是那樣雄辯的。從藝術上看，他編了一個多少有些牽強因而也就是不夠真實的故事，不得不有意無意地違背了人物格的邏輯發展。在主題思想上也是無力的，經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勝利了麼？否！英雄郭文的高貴的靈魂連同他的神聖的理想，在他的教師的靈魂的陪伴下面，飛升到無極的天上去了，在還充滿著苦難的塵世的大地上，讓他們過去的戰友（他們已損失了兩個優秀的領袖）去同敵人（其中有被救的朗德納克）進行血與火的鬥爭。郭文不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郭文的死連同西穆爾登的死，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它對我們的教訓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一超過某一種限度，就暴露了它的虛僞和反動。
但是，對于雨果這種淺薄的人道主義，或者說資産階級的抽象的人道主義，我們在給予必要的批評的同時，也須作出具
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點，在認識這種人道主義的淺薄，有時還是虛僞和反動的實質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對受難的人民的同情和對暴政壓迫的不滿。雨果用仁慈、博愛、道德這樣一些葯方來改革舊社會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但他暴露舊社會的黑暗，批判舊社會的罪惡，還是應該加以肯定。他的《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等都是這方面的例子。不過，在那些作品中，他的人道主義的批判對象是舊社會，而在《九三年》中，和人道主義發生矛盾的卻是革命，所以，這種人道主義就大大減弱了它的光芒，而顯出了更濃重的暗影。
雨果的一生幾乎占據了整個十九世紀。在他的晚年，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已廣爲傳播，無産階級已意識到自己的曆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臺。雨果卻還是停留在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思想上還有著很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
彩。不過，他終究還是一個有著進步理想的政治鬥士，他對受難者和被壓迫者懷著深厚的同情，對人類的將來有著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著人類前進的道路。他的思想、格上的弱點和進步的方面，都明顯地反映在他最後的這部長篇小說中。它還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那個重要的時代。問題在于，我們對它所宣揚的那種人道主義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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